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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白马》:击穿战争历史和小说叙事的盲点
来源:《十月》 |  傅逸尘  2021年04月06日22:33
关键词:军旅 朱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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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儿说起呢?”

“从白马吧。”

这是朱秀海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十月》2021年双月号第1期)正篇的引子。小说从白马开始,以白马收束。女主人公赵秀英几乎用尽一生,迎接一次浪漫的邂逅,完成一场长情的告别;纵然肉身早已千疮百孔,精神却依旧巍然挺立;情感的真相、生命的存在、英雄的传奇还有革命的意义,在执着的探寻、痛切的追问和深沉的思辨中渐渐清晰,战争、历史也进而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独特且新鲜的面相。

当梦中的白马转身走入密林,一场漫长的告别便拉开了序幕。残酷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奇崛激荡的历史日益模糊,曾经朝夕相伴的战友、亲人在时光的拉伸下变得陌生,每个人的心中都好像收藏着无数秘密。一张张关于白马的照片,印证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叠加在一起,拼接成一道幽深的情感隧道;一头牵系着混沌的历史,一头勾连着乖谬的现实。悲剧,当然是悲剧,但又不止于忧伤、愤懑、悲悯;混着血泪与恨从隧道中爬出,被一束精神之光击中,迎向希望、坚韧、理解、宽容与爱;这是一种关乎无私、英雄、牺牲的崇高情感,是一种看似古老而又隐秘的德行;触手可及、感同身受间却又渐行渐远,令人唏嘘、喟叹、凝视、仰望。

白马是美的,在暗黑与血色的战争背景下,美得那样跳脱、俊逸、惊艳,击中灵魂,直抵内心,给人无限美好的希望与遐想;白马是一种别样的视角,黝黑深邃的眸子中映射出不同寻常的战争样貌,提示出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心灵的煎熬与抉择、情感的忠诚与背叛、历史的偶然与必然;白马也是一种隐喻,指向一次次离别,给生命留下创痛,为历史留存标本,也为后来者铺展开历史的重重褶皱,建构起形而上的思辨空间。

战争的胜利、革命的果实自然有人分享,那么代价呢?也需要有人去承受。那么,谁来承受?怎样承受?这无疑是一道撼人心魄的设问,也是军旅长篇小说必须直面的课题。小说的女主人公赵秀英执着寻觅、追求的不只是个人的幸福、情感的真相,她用几十年的隐忍、坚守与近乎苦行般的自我牺牲,在坚实厚重的历史幕布上揭开了一角,透出了理想和思辨的光芒,照亮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与迷茫,也回应了前述那个“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般的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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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秀海是一位对战争有着深厚生活积淀和深度生命体验的青年作家,对宏阔战争进程中的个人处境、心灵创痛、命运遭际满怀同情、理解、悲悯与爱,倾力在小说中表达对生存的正视、对生命的敬畏。在《穿越死亡》(1995年)中,朱秀海对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理空间做出了精准把握和深度开掘,对大学生排长上官峰怎样克服对战争的心理障碍、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最终成为合格军人甚至英雄的历程,进行了细腻的描摹和深刻的剖析。《音乐会》(2002年)则从朝鲜孤女金英子的视角切入东北抗联的战争历史,表现主人公如梦似幻的内心听觉与严重的心理创伤。《音乐会》之后,倏忽然,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朱秀海笔耕不辍,在历史题材小说和影视剧创作方面收获颇丰。然而,对于他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我始终满怀期待。

直到这部最新的《远去的白马》,朱秀海更加着力探索残酷的战争、严苛的环境与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空间的关联;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中穿越跳荡,演绎人物命运;把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辉和晦暗。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女主人公赵秀英的传奇人生,是一部弘扬革命初心的英雄颂歌和壮丽史诗,也是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之作。

赵秀英这个女英雄的形象独特而又新鲜,她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和洒脱,又有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美德,既有浓重的地域性格,又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朱秀海对赵秀英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无疑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人物谱系贡献了一个“新人形象”。

作为三十七团中唯一非军人身份的女性,赵秀英(大姐)的战争经历堪称传奇。大姐身上有两面性,既有女人的敏感、柔弱,又有英雄的坚毅果决、机智勇敢。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扛着一个我军东北战场上战斗力最弱的团,历经艰难困苦,在一场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绝处逢生,快速成长,最终凤凰涅槃。事实上,因为接二连三的误会,东北战场上的大姐陷入到了极度的窘境,进退维谷。最可怕的是,反复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姐发现了这场情感误会中还存在着细思恐极的另一面。然而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并未将大姐击垮,更没有改变她善良包容的心性。大姐好像是一个具有地母气质的人物,包容着别人的错误甚至背叛,承受着命运的多舛和现实的不堪,她的身上自带某种神性的光环。

事实上,大姐面临的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走还是留?见还是不见?说破还是不说破?重新开始还是苦熬岁月?残酷艰难的战场环境下,当条件并不充分时,面临两难的选择,其实才是最困难的,是最考验人性、人心、人情的。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表面上看,大姐无疑是被损害者,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然而在精神层面,大姐又是道德、人格层面的胜利者,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这一点,在此后漫长的和平岁月中得到了越发有力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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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悲剧命运虽然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抗力的缘故,但也是基于自身思想性格和主动选择的结果。大姐内心深处想的不是从战争革命胜利中获得什么、收获什么果实,而是战争的代价由谁来承受?这个想法犹如一道闪电,击穿了战争历史的盲点,让我看到了一种重新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塔山阻击战中,大姐和千秋手拉手接通电话线保障战场通信。在共同迎候死亡的时间里,大姐和千秋在“最后一次对话”中,探讨的依然是革命的信仰和信心这个终极问题——共产党是否一定能成事,战争能否最终胜利?原来这才是俩人最大的心事。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得失甚至生死的思维方式。这种崇高而忘我的情感结构,如今看来十分稀缺,甚至难以理解。

《远去的白马》的叙事过程恰似一个理解和缝合的过程,即将特定个体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转换为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元叙事,在更高的视野和层面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沟通与整合,带有强烈的本质色彩和文学总体性。大姐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不是知识分子,但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和高蹈的觉悟,有着宽阔的胸怀和坚忍的心性。“千秋,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活下来的人也要承担一些代价,比如我……这也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想一直想才想明白的一个道理。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早就疯了……”大姐对千秋讲出的这番道理看似浅显实则相当深刻,也是长久以来当代军旅小说叙事中的一个盲点。大姐既是当代军旅文学的“新人形象”,也是一个重新理解革命、战争的新颖视角。个人所承受的苦难、悲剧,其实也折射出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充满了未知、矛盾、误会、偶然与抵牾。在超越了世俗、功利、利益、情感的情况下,一个纯粹的人能否将初心坚持到底?大姐用个人的牺牲和近乎苦行般的坚守,给出了极为深刻的思辨和超越时空的回答,有效弥合了现实语境中信仰的缺失和传统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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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军旅小说创作出现了明显的“雅化”潮流,军旅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向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军旅小说中职业军人、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形象越来越多。不仅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小说中人物身份的设定也越发地雅化、知识分子化,这与21世纪初年流行的那波以“农民军人”“大老粗”“匪气英雄”为主体的“俗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军旅小说普遍体现出更加强烈的“现代性”观念和立场,对个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进行了更富反思性和超越性的重建。

《远去的白马》中,白马作为一种诗性的隐喻,指称着革命的初心。以白马为核心意象,小说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种雅化的情趣,蕴含着淡淡的抒情意绪。事实上,这种抒情性并不局限于一段段以白马为主题的诗词的直接引用,也不依赖大段的情绪渲染或者景物描写。整部小说在大的叙述结构和叙事节奏上,存在着离去/归来的复沓及变奏形态,这成了小说在革命主题之下的重要而潜在的文本构成。白马这个象征之物,指涉着爱情、尊严、高贵、遗世独立等等精神性存在和种种美好德行,负载着小说主人公对世界基本意义和价值纬度的理解,并成为其情感皈依的情绪依托物。

这原本就是一个不断遭遇又不断离别的故事。战争进程中,回胶东,成了一个被悬置的命题,有点尴尬,有点虚妄。回不去的故乡,成了大姐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煎熬;而和平年代里,故乡又成了她走不出去的牢笼、精神和情感的羁绊。人物的困境,有点像西西弗的神话,最终达成精神的拔擢和灵魂的升华。贯穿小说始终的白马意象,也因为与主人公的命运互为镜像,而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性、时间性和历史纵深感。

白马真的已经远去了吗?

并没有,只是变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

白马就驻留在历史的深处,凝视着每一个试图亲近历史的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