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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主管

周于旸:创作是件互相完成的事,你完成小说,小说也完成你
来源:《小说月报》 | 周于旸  2021年04月29日08:55
关键词:小说 周于旸

我时常克制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小说,谈多了难免要自鸣得意。因此很信那套“作者已死”的理论,认为其中暗含了教作者踏实写作的忠告。作者把写好的文本发表,好比厨子把一盘剥好的虾仁交给食客,虾肉上带点壳渣子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有些读者觉得硌嘴,有些觉得瑕不掩瑜,觉得带点虾壳更有嚼劲的读者也是有的。读者谈小说,有时候比作者谈得好,他们的视角里没有输赢,不会较无谓的劲。先讲整体,再论局部,多数时候和写作的思维相反。作者谈论自己的作品,首先要从身份上跳脱出来,光这一点就不容易,大多数人其实做不好,仿佛拿着台摄像机给自己拍纪录片,往往顾此失彼,关键部位都未必塞得到镜头里去。

写到现在,小说于我而言仍是个琢磨不透的事物,没有上过写作课,对于文艺学或语言学等理论学科也保持警惕,认为它们会使小说不够天然。我不知道这世上的其他小说家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公式,但就我自己而言,没有。经常拎着个比喻句就开始写,虚构一两个人物丢进去,看看他们能发生什么化学反应,要使自己满意,才能进行下去。结局该怎么设计,常常写到一半才有谱。我享受在写作中寻找结局的过程,每个段落都是新的冒险。但为了保持完整性,写完之后往往需要大改。这是个鲁莽的玩法,即使有一两篇夭折也不该奇怪,但也硬着头皮写到了今天。

《云顶司机》写于2020年下半年,如果从小说中找关键词,第一个词是“塔吊”。时过境迁,我无法讲清这篇小说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许是某天中午,去饭馆的路上看到江边几幢施工中的大楼,一座座塔吊倚着高楼拔地而起,场面壮观,看久了还有些压迫感。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比喻,塔吊就像一个巨大牛奶盒子旁边插着的那根吸管。但也可能早在那之前就有了点子,因为小说的缘故才对周围的塔吊感到敏感。我对大多数事物都缺乏一种刨根究底的态度,把灵感产生的过程武断地归结为想象力的无中生有,实际上它可能来自某个已经遗忘的梦中,或者一次不经意的余光瞥见。只有一件事可以咬定,在我所有的小说创作中,第一个灵感往往来自于文本之外,而那个灵感也往往最为要紧,它使我带着激情与期待进入到创作中。悟出这个道理后,得出一个啼笑皆非的结论,其实我在不写小说的时候最有灵感。

小说原本想讲爱情,最终还是落到了家庭这个单位上。原本想写得再魔幻一点,然而胆子还是不够大。吴伟廉这个人物的设计,会给人一种书写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意思,继而联系到青年作家的某种责任。但是坦白讲,动笔之前我没有这种意识,之所以写塔吊,还是觉得它有趣,这个词背后藏了很多意象,例如城市、工人、钢筋铁骨,往深了想,还有孤独、封闭等等,既有现实主义的腔调,也带有些浪漫色彩,总之是个值得一写的东西。动笔之前先把想法跟朋友捋了一遍,设想了几种可能性,落笔的时候第一段就写成了。我个人非常看重开头部分,认为小说是一段叠着一段的,开头的笔法决定了小说整体的腔调,需要慎重。写作途中,用词虽也斟酌,但多数时候还是自然流淌,写下的每个句子,或许存在一种“更好的说法”,但要找下去永远没底。改来改去,最终还是沿用第一版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写作还是得带着些落子无悔的态度,相信信手拈来的东西,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除此之外,也令自己有所期待,假如真殚精竭虑,写一篇每一句都在寻找“更好的说法”的小说,那一定得是个了不起的文本。

这篇小说写得不算容易,因为自己给自己设了太多限制。《云顶司机》之前的几篇小说,都有些自我重复,无论是人物还是主旨,前后相差不大。不过我也有借口,能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做成招牌,也是值得努力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重复是一件令写作者糟心的事情,和文本创作一致,这句用了“但是”,下句就只能用“然而”,再下句就要想新的转折方式了。重复就是一种“穷”的表现,因此写《云顶司机》时有意离开舒适区,起初新鲜,后来吃力,合上电脑想,小说家都是对这个世界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最大的特征是常常跟自己过不去。写到六千多字的时候卡过一段时间,讲吴伟廉夫妻俩生了个小孩,小孩原本想用第一人称叙述,玩点技巧,怕弄巧成拙,最后还是放弃了。写这篇小说,总在寻找一种状态,叙述层面上,作者应当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角,但又不能时时刻刻都全知,还得有“不知”的时刻。如何去分配把握,需要精力去推敲。结局的设置也是一时兴起,到什么程度?假如让我重新写,十有八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貌。写完后长舒一口气,创作是件互相完成的事,你完成小说,小说也完成你。

我写的都是离自己生活遥远的故事,就我出身而言,不论是出生年代还是成长环境,从小稳定安逸,误入无病呻吟的歧途都需要时刻警惕。日子过得迟钝,更不擅长从自身经历或身边人事中取材,至今也扎根不了地域,于是很早就把写作当成想象力的练习。虚构的内容要尽量遥远,说得文艺范一点,小说家应该往更宽阔的时空去寻找痛感。关于故事性和写作技巧,两者兼具当然最好,如果要比较,我更关注前者一些,小说永远不应当拒绝故事,故事精彩但技巧稍弱,只觉得有些可惜。倘若反过来,就有些买椟还珠的意味了。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写作这条路,不是被某个精彩的故事击中,而是被一些新颖的创作技巧所吸引,感到文学世界仍有可以开辟的空间。这种现象或许反映着文学的进步,但有时想想未必是件好事。

我模仿过一些靠谱的青年作家,学他们构造句子的方式,每次打开文档,感觉他们站在我身后,写不下去就翻看他们的书。时间久了,后边人少了,现在感觉有些空旷,但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自己的,是那种拿得出手,又在发表之后偶尔会令自己汗颜的东西。富有野心是小说家共有的特点,但一些新鲜的尝试也极有可能成为日后焦虑的来源。有些东西没有自己找上门来,可能是还没到时候,主动出击也没有用,还是得老老实实写故事,因为故事本身没有好坏,优劣只在于讲故事的形式。虚构与真实之间,存在着难以捉摸的桥梁,它在不经意中成型,抵达读者的感官。写小说的挣扎就在于如何搭建这个桥梁。

小说对于写作者的馈赠,也是有的,每完成一篇小说,除了有重返人间的体验外,还有种变得更丰盈一点的感觉,那些创作完毕的稿子正在逐渐成为肌肉,继而在下一篇的创作中可以举重若轻一点。这个体会不明显,但能感受到。总之,在创作这件事上,还有很多歧途要走,也要做好碰一鼻子灰的准备。写小说是我生活中唯一可以聚焦的工作,这种聚焦不是眼睛死盯着电脑屏幕,而是精神、灵魂、注意力全都剥离出来,死死贴在上面。人生在世,有个值得尽心尽力去完成的事业,随时能抽身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件好事,也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