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主管

金进《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拨开历史迷雾的探索
来源:文艺报 | 白 杨  2021年04月30日08:04

历史上曾被称为“南洋”的东南亚地区,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曾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抵达地,也是近代以来华侨支援中国反帝反殖斗争的海外后援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华侨华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历史风雨与现实困境,总是顽强地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承传,并在发展沿革中塑造出兼容民族性与跨文化性的特质。在世界视野中考察中华文化的存在状态与延展变迁,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扭结点。

学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认知,从资料的发现与开掘,到研究空间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拓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文化场域,东南亚华文文学依然展现出诱人的魅力,吸引着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思考。可以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已然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而在众多研究者中,“75后”的金进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史料梳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年轻学者,金进是勤奋并充满活力的。年轻使他充满锐气,而勤奋治学和对理论问题的敏锐感知,又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史的厚重感和话语的前卫色彩。他师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受时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的王德威教授学术影响,2007年博士毕业后,又曾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台湾东华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10年,多次在美国哈佛东亚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直至2016年回到祖国,转益多师是汝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学术道路令人羡慕。他的理论素养和文学情怀在《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这部专著中得到鲜明的呈现。他以华语文学“整体观”的视野,考察世界范围内华语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转化问题;在“冷战”历史背景下梳理东南亚地区华语文学传承中华文化的谱系线索,并对史书美、王德威等研究者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内涵、理论变迁及局限进行评析。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学界以往讨论比较多的话题是“国族认同”、“文化身份”和“本土意识”的纠葛等问题,这些已经被充分意识到的历史因素成为金进展开思考的基础,他尝试在切近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发现更多未曾被揭示的“真相”,而“冷战”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和一种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思维意识”,成为他思考“认同困惑”与文学的跨域旅行之间关系的切入点,并由此将一些隐而不彰的历史细节呈现出来。

《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冷战”背景下“南来文人”“南下影人”对新马文化艺术的影响问题,勾勒了世界范畴内中华文化“复合互渗”的特征和历史轨迹。对“冷战”作为一种时代性因素在文化艺术与文学传播中的影响的评析,体现出著者文史并重的严谨治学态度,以史料的挖掘、整合与铺陈,梳理跨区域、跨时代、跨文化的华语文学创作历程,在文学与史实的对话中,形成极具包容性的个人史观。论著采取以“史”鉴“文”的研究方式,在文本、文人、期刊、社团等主体中辨析历史的痕迹,并在史料、史实的佐证下实现文学场域的复苏与回溯。其写作的策略,概略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侧重于在历史的呼应下,寻找文本的生成机制。著者以回望历史的姿态,开始对新马华文文学以及台港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解读。在梳理新马华文创作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暗含着一条精神路径,即是与历史演进轨迹相伴生的族裔认同,这条文学史脉络以典型历史事件为节点,以丰沛厚重的历史资料填充着文本诞生的缘起与文本价值的外延。于是,马来亚本土抗日活动史料成为族裔认同叙事的素材来源,南洋华侨对美国、日本的抵制运动成为20世纪初海外民族情绪的载体,“冷战”格局的开启实为新马华文创作题材调整的催化剂……著者对史料的详尽掌握、审慎选择,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留下了真切可靠的历史侧写。二是借助文人的跨域流动,铺展群体的迁移史与民族的精神史。论著在对汉素音(韩素音)、温瑞安等“文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创作经验加以考辨时,由“史”出发的文学批评理念,使著者大胆拓展个案研究的文学范畴。如对汉素音文学精神的呈现,并不局限于作品的解读,而是从笔名的演变意义、个人传记所传递的身份认同等个体经验史切入,进而以汉素音为原点,延伸出复杂的海外交流人际网络,以其在政、商、学三界的声望,奠定汉素音文化身份的特殊性,为论述其左派倾向的具体表征营造出厚实的历史氛围感。三是关注“冷战”格局下东南亚文学期刊的历史生态。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和作为叙事动力的“历史”由来已久,那么“冷战”正是著者为观照台港地区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寻找到的绝佳历史背景,这一世界时刻下的中国维度,在东南亚文学期刊中映射出种族与国家的话语冲突,凝结成辐射至今的历史爆发力。

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本土的资料整理工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发掘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史料散佚、资源匮乏时常成为研究发展的瓶颈所在。因此,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在史料意识、史识建构等方面加以摸索,就成为确立研究者学术品质的关键因素。《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展示了丰富的新马华文文学历史资料,著者用详尽而丰富的史料,带来“冷战”时期台港及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历史语境的复苏,并以文学研究实践对“华语语系”概念重新进行解读与建构,回应了前些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堪称热点的“华语语系”争鸣现象。由史书美提出,经王德威重新阐发和纠偏的“华语语系”阐述,近些年来在海内外学界引发了不少争论,争议虽然是由文化研究引发,但研究者思维方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影响却值得反思。金进选择从对“冷战”思维惯性的思考入手,深入揭示不同国家地区研究者文化观念的差异。正如其在论著“序言”中所强调的:“我们重审华语语系的理论源头和批评方法,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另外一种观看中国文学的方式,它可能不是一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理论,但绝对是一种片面而深刻的批评方式。”他在研究中不依赖单纯的理论推演,而能借助对文学史料的发掘铺陈,再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实况与历史真实,并由此辨析“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粗粝讹误,取其“中国/周边”、“普通话/各种华语”等多元视角作为华文文学整体观的补充。其对“华语语系”概念的重新阐释,体现出中华文化内置的包容性,又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场域中,提炼出台港及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例如在考察早期马华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时,论著打通马华文学左翼思潮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密切联系,中国近现代民族思潮随着知识分子的流动和信息的沟通,对马华社会产生冲击,触发了文学的激变,在域外彼时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形成关于文学、社会、哲学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同根同源的异域回应。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实现了华语创作的又一次共鸣。著者以典型案例细化着概念的内涵,也彰显了自身广阔开放的学术视野。

在《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史料与文本、理论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文化的跨域互动呈现得脉络清晰而又富有层次,在宏大叙事和青年作家个案的结合中,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着文本内部研究的乏力,成为文化诗学的重要元素。

此外,论著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问题域的跨界生长”。著者在重建历史维度的探索中,既有对不同主体史料的借鉴与对照,也着意通过跨界创造新的问题域。其中,《冷战文化、青春书写与影像表现》《光影中的冷战——以1950、60年代星港两地电影互动为研究对象》《冷战文化、南下影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华人历史、国族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等篇章,侧重从影像与文本之间的裂隙出发,阐述中华文化传播与影视创作的关系,研究视域的拓展,跨界的思索与发现,为研究者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域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信息。论著一方面关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电影、电视剧作品对华文文学的影视改编,另一方面关注“冷战”意识的渗透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化选择。影视改编过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尊重或偏移,同样隐喻出历史意图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中国”情结的日渐生成。与之相应的,是著者发觉了不同青年作家剧本创作心态的差异,张爱玲对编剧身份的认同,对编写演员的认知,使得文学创作中的苍凉风格过渡为剧本创作中的通俗言情面貌,与郭宝崑的左翼现实主义追求对比鲜明。而著者在选择剧作者入史时一视同仁,坚持以史料验证历史、解读文艺的研究路径,力争对“冷战”格局影响下的华语文艺界做出中肯、客观的复原与评价。不同于单纯由艺术叙事出发的影视改编研究,《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影视改编议题,仍旧是著者探寻历史的通道,甚至是著者着意发掘的史料本身,在探寻历史缝隙的同时也成为现当代史料学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悉心收集的电影海报、细致整理的电影信息图表,均从历史的边缘一跃而成为时代标识,标识出影像叙事意图背后的话语权争夺。

“冷战”作为人类政治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曾经影响世界格局几十年,其对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堪称巨大,不过,研究者对政治、经济的讨论很多,而对于文化的影响则长期被忽略了。尽管“冷战”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宣告结束,但其思维惯性、精神留痕依稀可见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对“冷战”作为时代性因素在文化、文学发展中留下的印记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次以史为鉴的文学史梳理,一次冷静自持的回望,一次为了走出“冷战”意识的必要认知过程。王德威评价说:“作者梳理史料,细读文本、辩证个案,思考政治、教育、伦理与心理因缘,笔锋所至,道尽一个时代花果飘零下的惶惑,以及灵根自植的寄托——文学与世变的多重关系因此有了新的表征。”诚然如此,探讨文学与世变的复杂关系,不仅寄托着研究者的历史情怀,更具有现实的文化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