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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李修文:一场漫长的苦役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网 | 周茉  2021年07月30日09:19

李修文曾一度承认,自己很可能终生写不出东西了。十几年来,他的写作被各种各样的虚弱、恐惧、焦虑缠绕。现在,他终于又找回信心,正来源于周遭,来源于此时此刻。

 

羞于说话之时

联系李修文时,他正在广州帽峰山参加瑜伽训练营。发来的三张照片,一张是被青山包围的篮球场,三张石凳,空无一人。一张是几棵高高的树,不粗的树干撑起大片叶子,结的果实饱满壮观。一张大概在房顶拍的,天色已暗,远方有小屋隐蔽在山林中。

这些年,李修文没少四处跑,直到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才消停下来。最近,他的新书《诗来见我》出版,个人简介写着 “青年作家,影视剧编剧,监制”。其实,李修文害怕这样的门类划分,似乎不同职业间壁垒分明,“说白了不都是在创作吗?”

回顾中国文章几千年历史,近现代学科划分日益精细,某种程度是对文体的阉割,也是对青年作家生命力与创造力的阉割。“好像被体裁的牢笼囚禁了,以为只能待在这里。” 李修文说。

青年作家王跃文觉得,李修文的好,在于把散文写得不像散文。

李修文不认为自己是专业小说家或散文家,在他笔下,什么都可能写,写完了也就结束了。“小说叙事没有出现前,除了戏曲就是文章,我也没办法对它定义,我要写作,并不是为哪种文体写作。”

所以,当人们关心从青年作家到编剧的跨界转型时,李修文只能回答,“写剧本也并不意味着写作的转向,只是另外一种面貌。”一个青年作家写什么又打算突破什么样的边界,许多时候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将一切交给命运和纪律吧。”

与写作相比,讨论剧本,把想法付诸于实操的过程让李修文兴奋,“在面临真正的合作,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这个过程一结束,李修文就觉得没意思了,就得去找另外一个东西。

作为挚友,比李修文大9岁的西北人叶舟说他是“一只年轻而勇敢的豹子,不停奔跑”。初见李修文,你绝不会想到,一副文人气质的外表下藏着一个侠客般的硬核灵魂。

担任《疯狂的外星人》电影监制,是李修文若干年回想起来都值得的事。导演宁浩拿到刘慈欣原著《乡村教师》版权时,谁也没想到拍成这样,保留了小说内核的黑色荒诞喜剧。

拍摄前宁浩去武汉找李修文聊剧本,聊完刚走,又把他喊去青岛,聊了几天李修文回武汉,宁浩再把他叫回去。本以为提提建议,结果一待好几个月。

《疯狂的外星人》拍摄期间,停机了半个月。修改无数次的剧本,进入情境演起来还是不对。一条温情父子线,落实到具体戏份中,家庭角色的情感负担冲击了个人危机感,电影气质暧昧不清,一脸坏笑发不出去。李修文对宁浩说,也许,咱们得停停了。

剧本像齿轮一样分毫不差地咬合在一起,一个微小情节做出修改,直接结果就是重建电影架构。剧组停机,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为了影片中的3D形象,他们请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制作团队。

“那么大一个剧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包括物资、设备,每一天都是万箭穿心你知道吗。” 青岛冬天的半夜,李修文和宁浩裹着军大衣反复琢磨,这是李修文参与影视工作以来耗费精力最多,投入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

2019年春节档上映后,李修文少见地因为电影接受一家媒体采访,他没过多提及影片本身,也没有回应争议评价,只说 “这没什么,很多事也在我们预料之中。” 他认为这是宁浩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当下华语电影最有创造力的一部。

李修文觉得,每人都应该有承受误解的勇气和能力,尤其在电影史上。李修文告诉我,原著作者刘慈欣一边看一边给宁浩发信息,说 “这是部好电影。”

由宁浩发起的 “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李修文担任负责人,与初入影视界相比,现在的成绩与地位赋予他更多话语权——“作品一定要保持纯粹。有太多私人诉求或利益诉求,导致作品最初是被阉割过的。不少失败的根源在于,文本没有达到自足圆满前,复杂意见干扰了创作。”

2016年,遇见李明,成为小马奔腾影视公司签约编剧,李修文的影视生涯迎来了转折点,由他编剧并担任监制的《十送红军》获得第11届金鹰节第28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项。

身为小马奔腾影视公司董事长的李明,圈内绰号李大狗,以广告业起家。开创性地签约了一批导演、编剧,引领了业界潮流。吴宇森、刘恒、芦苇、兰晓龙等都被李明招致麾下,李修文也是其中之一。拿到编剧生涯这个具有认可性质的重要奖项,距他进入影视界已有十年之久。

为了《疯狂的外星人》,李修文曾和宁浩专程去陕北采访乡村教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实质性介入影片筹备。黄河岸边的小旅馆,外面是黄河大桥,桥底下的河滩上,每天有人唱山曲。在陕北佳县,李修文和太多从未遭遇过的人事相逢,也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下了《山河袈裟》的第一篇文章——《每次醒来,你都不在》。这本断断续续历经七年完成的散文集,在2018年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认命的夜晚

前一阵宁浩说,西安有个医学论坛峰会,问李修文是否同去。李修文与宁浩相识于酒桌,一见如故。俩人都视“不务正业” 为艺术创作的营养源泉,为了体验与探索一切未知,打开生活的宽度。

宁浩去哪儿都要租个车,接上李修文后,直奔西安一个叫唐苑的地方,那里种了很多从日本运来的树。正事也顾不上了,俩人看了一下午的树。宁浩在李修文老家湖北省钟祥县买了不少对节白蜡,租块地全种在了北京。李修文说,给那块地命名为“对白园”,不知道的还以为导演每天在那儿研究电影对白,事实上,说的就是树。

“我也不好别的,说不清楚,就特喜欢树。”李修文有一帮树木行业的朋友,春天扎堆一起去看树,边看边琢磨树叶、枝干、花苞。时间久了,随便一棵树苗值多少钱、几年出土、成树价值他都一清二楚。他希望自己拥有将一棵小树养成大树的才华:“除了写作,我就想成为一个种树的人。”

每每被人称作“最年轻省作协主席”,他都挺别扭,称呼背后的大众惯有认知与想象,是李修文所警惕的。“我比较惧怕各种冠名或既定的人设,怕被它们带跑了。”

2018年7月20日,在湖北省青年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修文当选为新一届湖北省作协主席。会后采访,记者提出这一身份是否会给他带来新的压力。和李修文交谈间,他接了个电话:“……既然是这种情况,我还有个备案,咱们也尝试一下,好不好?说不定有更好的转机。如果他们能接受,我后天直接去一趟……”

为鼓励青年作家创作,湖北省作协打算和某市政府设立文学奖,职责在身,少不了为文学操心,少不了忙忙碌碌的琐事,李修文坦言和以前相比确实累,但也并非遭了多大罪。

“干这件事情就得承担这个责任,它就在一个个具体活动中,研讨、评奖、扶持、笔会……” 繁忙的工作事务让他必须重新管理时间。才从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上回来,过几天又要参加长篇小说改稿会。对李修文来说,这既是真实的生活,也不是真实的生活。

职业写作并不像大众所认知的,辞职在家就能挥毫泼墨,过于专业的文学生活,一不留神就会画地为牢。

前不久,做苗木的朋友约他去云南,刚答应下来,公务来了。身在其位,李修文也想把湖北文坛建设得好一些,丰富一些。“如果我们的文学生活本身没有魅力,那还当个什么劲儿的青年作家?” 此外再多的文学活动,他要做心理建设,李修文害怕被文学生活过度包装和塑造——“这些是让我前些年写不出东西的罪魁祸首。”

比起出现在各个场合谈论文学,李修文更乐意像这次和宁浩去西安,每天挂个牌子,流窜于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讨论。真实,新鲜而有趣,专业以外的一切都吸引着他。

2019年5月,我联系正在某座山里的李修文,晚上会不会写随手札记,成为新集子的一篇。他回,一直在写,跟今天相比,以前都不算是爱写作。当我问起李修文那段曾饱受写作折磨的时日——“憎恨过,无限憎恨过。”

2017年,李修文出版《山河袈裟》,这本书让他重新浮出文坛,重新成为一个青年作家。

是很久远了,久远到什么程度呢?李修文获奖后,只有不多的青年作家朋友发来信息。想了想,他又说,“好像真的不在文学界很久了。”

李修文红过。十多年前,他是文坛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两部小说大热后,消失在文学圈里。为了挣钱和出名跑去混影视圈,大家都这么说。

同不少青年作家一样,李修文少年时就显出了写作天赋。13岁在《当代青年作家》发表第一篇作品《河边的苇子》,高中时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写作大赛一等奖,被保送湖北大学。大学时李修文停止写作,开始大量阅读中外经典,“朦朦胧胧有了点要当青年作家的意思。” 毕业后分配到《青年作家》杂志,跟着宗仁发学习、工作。

宗仁发与程永新、朱伟等人是最早推动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一批编辑。宗仁发对李修文足够放手,让他负责从名家到新人的几乎所有作品。“宗老师给我带来整个文学观念的变化,我真正的写作启蒙是从那时开始的。”

李修文至今难忘的经历是在1998年,自己作为编辑,与宗仁发共同策划了 “出生于七十年代女青年作家作品选”,让一批“70后”女青年作家广为人知。

《青年作家》喜欢挖掘新人,李修文也在编辑生涯中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回到武汉泡在家里写作,他们在电话里相互念退稿信给对方听。

李修文不想靠关系,执拗地默默投稿。遭遇无数次石沉大海后,作品在《钟山》有了回音。至今李修文都心存感激,“没让我断了文学路。”

终于,在《收获》先后发表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李修文锋芒乍现。不到30岁,他成了备受瞩目的青年小说家,当时可以说是真红。

《捆绑上天堂》在排行榜上一度比郭敬明的《幻城》还高,没发表前,导演李少红直接买走手稿。计划找陈坤演。书出版后,很多影视大佬提着现金到武汉,把钱一摞摞拍在桌上,希望拿到作品影视改编权。

“后来呢?”

“再后来,就写不下去了。”

《山河袈裟》 2017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

犹在笼中

李修文的老家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县,靠近河南,花鼓戏流行,豫剧也丰盛。逢年过节,或者红白事,戏班就出动了,民间小曲小调,唱的是故事,说的是生活,最得当地百姓的心。

父母在城里工作,李修文和弟弟跟着老人在农村长大,见过人性之恶,也为贫寒中的情义打动。到现在李修文都坚持,没经历过农村生活,没感受过从农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写不好中国。

荒寒僻静的小村庄,书几乎没有,戏班成了李修文童年唯一的娱乐,戏曲里美轮美奂的唱词、戏服,在乡间的田野河流里如桃花般展开。

李修文几乎全部的美学启蒙,都来自于戏曲。迷恋戏曲,进而迷恋剧本,迷恋古典诗词,这些满足了一个孤单的孩子对世界的最初想象。“那个简直是救命的,你都想象不出来我那个兴奋。”有一年冬天,为了追戏班看戏,李修文掉到池塘里,爬上来冻得哆哆嗦嗦接着跑……

戏班一来长则半个月,不到10岁的李修文一村一村的跟着他们,时间久了,不少剧目耳熟能详,唱词和剧本说的什么也知晓一二。词曲的韵味,造句的讲究,唱腔的婉转——“我就觉得美。” 这个美对他说,除了眼前的世界,还别存着另外一个世界。外祖父靠给戏班帮忙换口粮,李修文想起中国戏曲艺人漂泊的生存方式,谁是看客,谁是戏中人,很多时候难以分辨。

对故事的迷恋,对戏曲所传达的中国式美学的狂热,扎根在李修文的身体里。立足于这个话语系统,他建立对写作、对世界的懵懂认识。今天,李修文依然中意原始的自然气息而胜过精心雕琢。说起戏曲和民间艺术他能立时滔滔不绝,前几天,他的朋友、青年作家韩松落还专门寄了青海民歌CD给他。

戏曲的修辞美学和剧目中的人情世故已成为李修文血脉里的一部分,写作初期他创作了很多戏放仿结构的小说,后来还尝试写戏曲剧本,在戏曲舞台上提出一些今时今日的问题,好让一种陷入了危机的、日渐被当成供奉之物的传统能够与今日生活联系得紧密一些。

“在中国古代,戏就是纲常的化身,《论语》无法抵达的地方,戏曲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今时代变了,伦理也变了,戏曲面临着自身革命,我总琢磨该为之做点什么——你看,它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大。”

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再到刚刚出版的《诗来见我》,中国传统美学气质弥漫于作品中。青年作家苏童评价李修文有志激发汉语之美,评论家李敬泽则说“文字苍凉而热烈,千回百转,渐迫人心……”

对文字或语感,李修文多半是出于直觉,也担心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过度的语言塑造损害了要表达的事实。

这样的悲剧在他身上发生过——“写小说时,我曾特别依靠美学展开叙事,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曲解人物处境。反过来,审美也难以为继。”说的正是那两部曾让他大火的小说。

李修文有个特点,每次创作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强烈情感印证,他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准备《十送红军》剧本时,他重走了长征路,写小说也是如此,《滴泪痣》脱胎于李修文在日本留学的一段生涯;《捆绑上天堂》的故事原型是他在医院照顾病人期间所遇。

如同戏曲中的角色,一腔深情灌注,执笔,李修文很是疯魔。

在青年作家张执浩所熟悉的写作者之中,很少有人像李修文那样爱与自己较真。早年间,他俩曾多次结伴去外地“封闭写作”,张执浩亲眼目睹了李修文对自我的强烈质疑。

“他一定要把自己逼到绝路体会绝处逢生的快乐后,才会感觉写作是一桩有趣的活儿。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词语必须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每一个句子必须浑然天成,每一个人物必须给足在场的道理和命运的空间。”

《捆绑上天堂》以一个濒死者的视角展开,入戏深,很长时间里,李修文陷入颓丧的气息出不来,每天怀疑自己要死了,内心挣扎不休。

两部长篇小说,让李修文成名,也暴露了潜藏的写作危机。如果《滴泪痣》是古典式情感的复活,复活在某个有生活遭际的真实体验的语境里,还是真切可感的。但《捆绑上天堂》就写得左右为难。

二十出头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内心稚嫩而怯懦,没有太多人生经验,面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仅以自己遵循的美学原则去构建,力量远远达不到。李修文那时的创作状态青涩,审美过度,拿死亡当做审美对象,又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好。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一点膨胀是假的,自我的过度肯定,让李修文对写作有一种热念中的急切,感觉无所不能。最要命的是,他没有生活了。

两部小说大火,李修文奔走于一个个活动,出版商及影视界嗅到商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颗文坛新星,力求最大程度占有资源,挖掘潜力,开发市场。

那段日子,李修文尝到了甜头,“我确实获得了巨大的虚无”。

如果这是职业青年作家的规定道路,李修文没用多久就获得了成功,只是,黑暗来得也快。

忙忙叨叨赶通告一样的日常,让李修文失去了落地的真实。生命气象不够,又脱离了真实生活,只靠想象,美学气质在文本中没有了坚实依托,虚无缥缈,摇摇欲坠,写出来的东西怎么都不满意。他陷入了“灵感稀缺-创作失落-质疑自我” 的死循环。

往后很多年,李修文不断写作,希望尊重古典小说里话本和传奇的传统,他预设了理想标准,但往往达不到,严重的自我怀疑与致命的虚无感日益深重。“我无一日不想写,但就是写不出”,巨大的写作黑洞吞噬了他。

现在,当我们阅读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会明白,李修文不迷恋美本身,美本身是脆弱的,呈现在更宽广的美学谱系里才能获得生机。只不过一位初出茅庐就头顶光环的年轻青年作家,没有机会遭际人世,历练艰辛,赋予这份美学足够厚重的承托。不少艺术家,当个人美学中丰富的元素退化成过于精致而规整的东西,作品的生命力便开始委顿了。李修文的委顿,从提笔最初就埋伏下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李修文是一个有所谓先锋倾向的小说家,执着于捷克青年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名言“写作就是从人群回到个人”,这当然正确,但却使他的创作越来越难以为继。李修文眼睁睁看着自己、自己笔下的人越来越像孤魂野鬼,渐渐地,他甚至完全不相信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他们生存的世界,“我怀疑他们并不和我同在一个世界。”

没有作品,他不好意思再频繁出现于文学现场,不好意思在青年作家堆里混。有次在北京开剧本会,一位著名前辈知道他是从湖北来的,问他认不认识李修文,他刚要说我就是,对方劈头就是一句“这个人算是废了。”

一个过去的世界崩塌了,又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李修文成了举步维艰的西西弗斯。在写作困境与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中,这块推不动的大石头,他索性选择不推了。

夜路十五里

夜幕降临的武汉,喧嚷而热气腾腾。一家挨一家的饭馆上演着真正的人间烟火,李修文是这些烟火中的常客。苏童说李修文有一股江湖气,有一次听说自己在武汉,抱着酒直接就来了。两人在酒店大堂一股脑把酒喝完,也忘了具体聊了什么。李修文喜欢像这样,三五新朋老友在傍晚围炉夜话,吃什么说什么不重要,一天最舒坦的时候就是闹哄哄中的惬意与放松,武汉人,哪能少得了这个呢?

说到吃饭,李修文曾花过一段时间研究中国的饭局,“中国很多很棒的小说,写的就是世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言有尽而意无穷……”传统人情世态得以在一张圆桌上淋漓尽致,那些让他印象深刻的饭局,李修文都想再追怀一遍。他说这里头有自己写作的金科玉律,甚至救命稻草。

提起文学,李修文频频谈到“纪律”这个词。他所遵循和坚守的最大纪律,就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个“中国式”青年作家。

当大多青年作家怀着极大的抱负,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李修文的态度是向内看,找到文学里的中国,找到中国历史传统下所孕育的特有的东西。

“我不想把武汉写成纽约,把北京写成巴黎。我总觉得,今天写作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赵钱孙李不是哈姆雷特,不是罗密欧,不是朱丽叶。”

李修文认为,经过现代西方文学漫长的洗礼和灌溉,中国文学在进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暧昧和混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哪里?他们又是谁?李修文要清晰地辨认出他们,以自己的美学理念,在文学中实践中国式的情义、恩典、法则。

“那个时候挺狼狈,就是说什么呢,今天要你来做个事儿,就得提着点行李赶紧奔过去……”李修文说的,是自己进入影视业的最初几年。

两部小说火了,钱赚不少,也花完了。这之后作为专业青年作家的李修文陷入沉寂,没有职称,一个月一千多块度日。小说写不出来,那几年生活变故又特别多,日常开销倍增。他要活下去,有饭吃,总得找一条出路,就去做了编剧。

“写作呢,怎么办?”

“想不了那么多,你得先过日子啊。”

丧失写作热情,大量靠审美推动的世界已让他足够厌倦,那时的李修文再不走出门就完蛋了,他需要切进现实生活的行动力与执行力。往实际说,他需要钱。

2000年左右的影视界,谈不上寒冬,因为根本就还没有过春天。一个导演,一个制片,再拖上一个演员,草台班子搭成,打游击一样四处拉投资,说是招摇撞骗也不为过,钱和努力一样,有去无回。

李修文曾为生存自卖自夸,也让人骗了不少钱。跟组做场工被呼来喝去,签卖身契一样的项目委托书,投资人跑了留下烂摊子,给知名编剧做枪手……

影视小人物的悲哀,一度曾是李修文的真实写照。要找活,他不得不自谋出路,类似推销一样出现于各种饭局。有一次在北京,推门进去一桌都是影视大佬,大家说来了,吃饭吧。他赶紧把包放下准备入座,一个人突然说,桌子不要上了,旁边有个茶几,坐那凑合吃点吧。

为谋生,很多事情何止是没有尊严。在沈阳,李修文跟几个影视人去古玩城见一位卖石头的老板,他的手刚摸上一块石头,女制片厉声喝止:碰了你几辈子都赔不起!为拿到活,他只能小心翼翼在后头站着。因有事耽搁,李修文离开时只剩自己,电话过去,对方回应你想办法回来吧。荒郊野外,大雪横飞,没车,李修文走了一夜才到市区。

那几年,他把日子过成了一个泥潭,东奔西走,一无所获,钱没挣到几个,反倒债台高筑。每到一个地方,只有小旅馆房间里一地的酒瓶子度日,最穷困时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编剧一度没出路,李修文想干脆和朋友承包一条船,在长江跑渡轮得了。

“你内心接受这种落差吗?”

“不接受,但是怎么办呢?路走到这儿了,你已经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成长让修文深知,一个人活着的基本功课,是谋生。父亲是独子,解放前的家庭,意味着再多苦要自己受。在李修文印象里,除了工作,父亲几乎没有别的爱好。退休之后,父亲在网络上找工作,居然一个人跑到北京。他给李修文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用切身行动说明:人生在世,有一口饭吃是不容易的,要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自己的饭碗。

李修文的母亲在荒山下开垦了一片菜园,足够好几户吃。每次和母亲挨家送菜,李修文就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在最单纯的劳作中经受艰苦,然后,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要对结果大惊小怪,一家一家去送菜就好了。

以至于后面有多大挫折,李修文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女如何活下去。

“我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事情来了我不怕,也不会给自己太多期许,好像世界对你不公平,不该承受命运的痛苦。”如果说人格构成上李修文有什么优势,那就是货真价实面对生活的能力。

没钱了就去挣,小说写不出来就写剧本,公司倒了就另起炉灶。绝处逢生的隐含命题,首先是你得认了这个命。如果连谋生都做不到,你如何知道这世上的人们在想什么,又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李修文觉得,很多人都有天才般的自我暗示,我怎么能去剧组打工呢?怎么能做那种事呢?给自己预先圈定了高高在上的人设,然而哪里有本应如此的世界?面对难处,颔首低眉的姿态没什么羞耻。

事业狼狈的那些年,又逢家庭变故,李修文在医院陪护生病的亲人,病房不能留宿,每每到了晚上,就要和其他的陪护者一起,四处寻找过夜的地方。开水房,注射室,天台上,芭蕉树下,全都留宿过。一个冬天的晚上,天降大雪,李修文和陪护者在天台上的水塔边苦熬了一个通宵。半夜一起被冻醒后,他决定,既然画地为牢,就把牢底坐穿吧。自此开始,不仅要写作,而且,要用尽笔墨写下同行者和他们的亲人。

泥牛入海,甘做碎片,才可能建立一座自己的战场。李修文最大的胜利不是打赢了战役,而是发现自己可以成为出色的士兵,最重要的是,与他的战友一一相认。

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时日无多的孩子半夜溜出病房看月亮,囊中空空的陪护者想尽办法相互救济,郊区工厂的姑娘在机床与搭讪之间不知何从,失去儿子的父亲终日在墙上写“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把女儿锁在自行车旁边唱歌边哄孩子的陪酒女,年轻父亲抱着傻儿子看铁锅里煮开的水,像一朵朵牡丹,儿子看见就高兴。一个母亲花十年时间等待发疯的儿子醒过来,另一个母亲为了谋生将儿子藏在见不得人的地方。

“我曾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

不像在某地待一段时日体验生活的青年作家,有最后一道建筑安全感的心理防线,清晰地将两个世界从精神上隔开。那时的李修文无路可退,纵身跃入江流,丢兵卸甲,任凭波涛翻覆,唯有认命。

为了生存,李修文全国各地奔走,许多崭新的生活经验在眼前展开。很多时候,它们是穷途末路之处的正信,是断壁残垣背后的守望,更多时候,它们是疾风暴雨之中的撤退,是茫茫荒漠里的孤行,是在死的一端遇见希望又在生的一端重蹈绝望。

不用费心构思人物情节,设置故事架构,想到一点什么就赶紧记下来,不过是只言片语。写剧本李修文会找个音讯隔绝的地方封闭起来,写散文只要坐下来就能写,火车,片场,寺院,会议室,山脚下,茶馆里,全都能写。“没有正襟危坐苦思冥想的时候。好像一落笔,文字与情感自然就跟着出来了。” 李修文说。

《山河袈裟》就是这么出来的,一度认为无法再写作的李修文,就这么在路上边走边写,边写边走。一群在苦楚中沉浮的人,这群人中也包括李修文自己。他是一个没有立场与姿态的叙述者,与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书写苦难的同时体会苦难,困境中挣扎的同时也在困境中修行。

当代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经验的缩水与贬值。青年青年作家林东林认为李修文是幸运的,“他通过真正的生活认识人性,而不是通过想象或文字。他的经历为文学提供了反哺和滋养,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反过来说,命运也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多少人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里如风中芦苇般接受着各种冲击,这些李修文都曾看见,但在漫长时间里无法深入其要害。最后,无非横下一条心,跟随本能和直觉,与山河相亲,与同路人相亲,反而重新捡拾起巨大的写作热情。

后来,风暴越烈,李修文越兴奋,他甚至希望多几次被打倒在地,好早一点认清自己,更清白地靠近写作,靠近自己想竭力抵达的那个世界。“我一直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我发现,就写这些啊,他们就在我身边啊,就是我啊。”

让渺小的人成为人,而不是众生;让凡夫俗子成为个体,而不是大众。李修文没写过什么大人物,《滴泪痣》写的是妓女,《捆绑上天堂》写的是小偷,编剧《十送红军》也是同类题材首次通过普通战士写长征,《山河袈裟》亦如此。李修文抱有强烈兴趣的,仍然是人的生命力这个主题。

小时候,每次去市集赶夜路,姨妈们推着车,棉花高耸,李修文就睡在颠簸的车上。早上睁眼,天色刚白,姨妈们汗津津的衣衫和红红的脸蛋,衬着一车洁白的棉花,一种清苦而圣洁的气息朝李修文扑面而来。

少年时期的乡村经验给李修文一生的写作定了个基调,他生活的地方,是古代楚国的属地,楚国文学的形成,发源于“焚火夜祷”的传统,他与楚文化的关系,仍然躲在这几个字里——无论何时何地,他的写作都是一场祷告,因为祷告,需要在大地上生起火堆,向万物发出祈求;因为祈求,李修文需要保证自己时刻相信镌刻在天地万物之上的纪律与准则,并且敬畏它们。时隔经久,当他再度被黑暗裹挟,李修文终于明白,眼前的稻浪,还有稻浪里的劳苦,是余生将要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祗:人民与美。

《致江东父老》 2019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

义结金兰记

接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陈新文的电话时,是晚上11点多,李修文刚从饭馆出来,喝得半梦半醒。

陈新文是实干派,从网上看见几篇散文,觉得好,找了一圈人要作者电话,半夜终于联系上李修文,说要给他出书。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相识。

“你看到他的文字,就知道他可以。我们相信李修文,也相信自己的判断。” 陈新文很确定。

那时候,李修文还在奔忙中。常年跟着剧组东奔西走,一个地方待上一年半载,从老板、客人到服务员,孤独而灰暗的时刻,他们是李修文的同路人。

在一个影视慈善晚会上,李修文遇到了多年前某旅馆的服务生,为每桌送甜点。当晚李修文跟着他就跑了,到租住地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灯光璀璨觥筹交错的晚宴上,李修文看到他,“你的虚弱,你的尊严,你的骄傲,你的谎言,你看见这个人就都可以放下了。”

《山河袈裟》所写,就是这样的“人民”——十几年甚少作品,每每堕入人生窘境,无论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还是货真价实的帮助,大多来自这些 “人民”。正是他们,为李修文造了另一座人间。他愿意和他们喝同一杯酒走同一条路。

李修文常怀慈悲。陈新文告诉我,汶川地震,李修文亲眼见到当地情况后,二话不说刷完了一张卡上的所有钱作为捐助,“他也不知道数,小几十万吧,只剩下一分。”

工厂里的务工青年在桃园三结义,湖北的秦香莲依然行走在上京告状的路上,受了冤屈的小镇公务员终日思虑要不要化作夜奔的林冲。不同地方的人与他笔下的人,酒桌上的人与酒桌外的人,在李修文看来没有分别:“都有内心的困顿,要么百无聊赖,要么欲罢不能。我无非是看见了这些苦,又迟迟忘不掉。”

“人民”之于李修文,毋宁是一种今日写作里的先锋性,提醒着他身在何处。在这种先锋性里,他看到了中国式的有情有义和无情无义——“即使无情无义,也裹含着一种深重”,找到了心中一直渴望,属于中国传统的东西。

中国人最初的模样仍然在身边行进,李修文得盯紧他们、认领他们,如此,才能获得安定,并且可以告诉自己,已经回到了独属于中国的、某种确切的源头和怀抱之中。

“你曾抽离过这些你所仰仗的吗?”

“外部环境改变太大了,有时候会让你毫无头绪。”

多年前,李修文陷入写作黑洞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变化的时代失语。从中国戏曲的伦理纲常和人情世故,到传统诗词的意蕴情致和哲理趣味,他一直信赖追随的古典美学表达,在欲望翻腾的社会里日渐消散,具体到文学,写什么?怎么写?

直到离开青年作家的温床,跟组,做剧本做策划,在全国行走,为生存奔忙,和根本没遭遇过的人和事产生认识、产生情感、产生联系。当个人命运与世界对撞以后,李修文发现,以前所探寻的没有依仗的古典性,仍然顽固地存留在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中,“它们不是没有了,是分裂了,化为碎片,奔流到哪里算哪里,最后又重新站立起来。”

《山河袈裟》的写作断断续续,没有任何计划,像日常功课,也像夜晚母亲的缝缝补补,写下他们的时候,李修文几乎意识不到在创作,时间长了,成了一种本能。如果说这本散文集有什么明确的美学指向,那就是“中国”。

“但是”,李修文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朝着前方和未来昂首行走的中国,某些独属于中国的情感和伦理,某个具体的人,他们在构成一个此时此刻的中国。”

李修文对纯粹的“美”抱有警惕,但也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20多岁时,美学让他堕入黑暗,30多岁时,奔于山川江河,生命力将美学重新带回他面前,40多岁时,完成《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李修文终于有足够底气说,中国人的美,依旧植根于中国人的生存当中。

东方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在物理世界之外建构一个赋于精神活动的意象世界,李修文的散文有一种天然的灵奇,虚实死生,在他笔下常常难以分辨。猴子与人结拜,死去的亲人入梦,亡魂穿梭于现世,李修文自己也曾多次到墓园“访鬼问灵”…… 很多人问,这写的到底是真是假?

李修文的故乡湖北楚地,诞生过屈原《天问》《山鬼》的地方,自古巫风盛行。生长于此,李修文对死亡并不恐惧。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明梁庄王墓等就出土于荆门市。文物贩子常走家串户寻旧东西。大伙夜里摸黑寻大墓,连博物馆长都被抓了。

村里没医院,巫术构成大部分治疗。爷爷是村里颇有名气的风水师,跟着爷爷参加了无数葬礼法事,吹吹打打披红挂绿的祭祀仪式,李修文不害怕,倒觉着精致巧妙。戏台多建在大坟上,晚上婉转凄切的戏腔伴着韵致古朴的唱辞,磷火纷飞。

第一次参赛的获奖作文《窗口》,李修文写通过老屋看到的红白事,一段段打幡奏乐昭示着人的死生往来。村里常有一个老太太,逢人便说死去的儿子昨晚回来了,带了米,挑了水,还会再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童年,李修文后来也读了很多西方现代小说,但没受多大影响,楚人人神共居,向死而生,对李修文来说,那不是迷信,而是一个人深入骨髓的来处。

然而,散文意义上客观的真实依然给李修文制造魔障,在撕扯他,让他左右为难。我的散文到底应该呈现什么?

陕西榆林,李修文和一个盲人同车而行。窗外大雨滂沱,盲人却一路引吭高歌。盲人说,兄弟我告诉你,我现在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头顶还有一只孔雀在飞。后来李修文才知道,很多盲人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在头脑中虚拟出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纠缠一生,彼此不分,甚至患上精神分裂。

“是站在客观角度描述他,还是像他一样颠三倒四,指鹿为马?是不是靠近他,投入他,文本反而更准确?”

一个被生活吓坏的人带领李修文,再三向他指认遭遇鬼魂的所在,并且沉醉在长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如果是新闻记者,那么接下来一定会科学式报道,而李修文想像他一样疯癫,像他一样相信,鬼魂是存在的,因此,甜蜜也是存在的。

如果李修文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是所谓客观性的“真实”,不是对生死的哲学问辩,他追逐的正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

正如李修文谈影视改编,原著是动因,更多取决于如何构造不脱离原著精神的新语境。“沈从文《边城》温情脉脉,但我常想,也许有个暴力版的。如果导演是昆汀,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气质。” 艺术家风格使然,暗号对上了,就有了。

他和宁浩聊这个话题,“你别看宁浩的电影有意思,生活中他挺枯燥的,他内心的真实包含着荒诞,包含着破铜烂铁,也包含着对逝去时代的感伤。”

对于李修文来说,“唯一的真实,就是我(感受到的)的真实。”

有一篇散文,他写陕北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在那片土地上,听过无数个版本,以哪个为准?最终李修文决定,写心目中的那一个。“哪个版本都好,它是我进入一片土地的桥梁。”

就像我们不可能去问屈原山鬼是否存在,在奇崛的美学意境前,真假有那么重要吗?或许更残酷的是,我们丧失了生活的宽度,才认为一切都是如此戏剧化。

比照当下,今日最大的真实,可能恰恰是某种不真实。机器人阿尔法狗战胜众多围棋高手;一个杀猪卖肉之徒,对福布斯富豪如数家珍,并告诉李修文,愿意像他们一样创业。当人们的生活日益像一个故事,当人们日益需要故事化的疗愈生活,李修文发现,也许幻觉和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

以前,李修文视《聊斋志异》为杰出短篇小说写作指南,此在与异域,阴间与阳世,全被蒲松龄打通了。现在,《聊斋志异》对李修文有了更特别的意义——“重要的是,它证明中国人的存在是《红楼梦》与《金瓶梅》式的存在,而非卡佛或耶茨式的存在,更不是美国写作班式小说的存在。”

作为楚人后裔,李修文期待荆楚风格的复活,那些阴阳难辨上天入地式的文学经典让他着迷。当死亡成为一个人出生就要面对的处境,以实利权衡而展开的人生路径自然不存在了。他希望从美学上复归《天问》《山鬼》的传统,诚实地写下变化中的人民,写下一个个项羽、屈原一样抱有巨大童真,能在现代伴随我们往下走的人。

李修文诚实到什么程度?他会不计后果地捍卫每个灵感和素材。一个小餐馆老板,年轻时偷渡到香港,历经众多变革大潮,李修文花了几年时间去了解他,他的朋友都熟悉了老板,李修文依旧没完成这个故事,“我不断去写,不断否定,我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

在旁人看来,李修文对作品的实证主义精神严谨到执拗。《山河袈裟》有一篇,讲的是猴子和人结为兄弟。故事发生地他去了四次,成书整理文字时又去了一次,从村庄到黄河岸边有多远,从黄河岸边到火车站有多远,全都量了一遍,回来就重写了。

李修文用非虚构的方法贴近事或人,但纪实性的真实对他来讲一点不重要。他迷恋对方的讲述以及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哪怕那些都是幻觉与谎言。

写作到底归于什么?百年后的人们通过文学去想象什么?描摹此刻真实的一切,一切的真实吗?李修文认为,显然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某种意义上,文学承担的是不着调,而不是着调。”

七杯烈酒

一个青年作家或文本的命运,往往来自于各种不同的解读,李修文承袭戏曲影响,遣词造句、行文走笔多有古风之美。有人说《山河袈裟》古典而诗意,在文字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有人说作为散文集,词藻华丽,堆砌感过重。褒贬不一的评价中,这样一条吸引了我的注意:篇篇的情绪都饱满得要溢出书来,捧在手里仿佛一汪大海咆哮,感动,也累。

以个人阅读体验出发,我认为这是一条相对平和而中肯的感受,并且,我并不诧异文字中挥荡着一股激烈之气的充沛的情感投射。很多时候我们总在关注作品的呈现结果,讨论并苛责不尽圆满的艺术表现,如果深入一个青年作家,你会发现,正是在作品所谓的遗憾里,隐含着真正值得深究的东西,也许那才是文学的秘密。

《山河袈裟》不同于有意识的阶段性创作,它就是李修文写给自己看的。东奔西走,寻求活路,李修文真切地感受到将自己交付出去的体验,交给同路人,交给山河,交给命运,这个过程,李修文完成了对文学无意识的回归。像一条鱼重新回到水中,肆无忌惮地游,结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他强烈地怀疑自己十几年了,他又重新能够写作了,只要写下一个字,发现语感不错,他就热泪盈眶了你知道吗?” 这次不是别人,李修文以第三人称说着自己。

有评论认为,《山河袈裟》抒情过度。作为一个受过正常文学训练的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写作里的问题?

“可是,我先要能写啊。每次找到感觉了,看见自己又能写作了,这时有人说你情感太浓、太烈,应该冷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

标准无法衡量一个人的难度,也无法解决一个人的难处。要知道,对一个十年无法写作的青年作家,对一个惊艳文坛却再不得文学之法的年轻人,重获执笔灵感,无异于重获新生的机缘,何况,此时李修文早已不再年轻。

“所有人跟我讲的我都承认。但我是听你的,还是先把自己救出来再说?” 抽了口烟,李修文有点激动。

所以,也是必然,对于将李修文救出来的那些“人民”,他必然选择毫不吝惜地赞美,既是赞美他们,也是宣泄自我。他们和李修文,陷在各自的困境中,都在尽可能不倒下。

青年作家的敏感让李修文寻到了反抗的出口,那就动笔吧,写下贫寒中的情义,诺言像奇迹一般展现,失魂落魄的人如何把日子过下去——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然在这个时代静水流深,像戏曲中的故事,也是李修文珍视的美。

不少人在阅读时都感到,李修文笔下的“人民” 积极和正面,给人以希望。然而,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其复杂性,人性的缺陷会存在于每个人,李修文并不避讳。

“是的”,话锋一转,“但这个阶段,我选择对这些缺陷视而不见。哪怕狭隘,我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这种狭隘进行自我赞美。”

他需要底气和暗示。人民鼓舞了李修文的存在,他在找依靠,找内心的确证,找一个可以蜷缩的阵营,写下他们,李修文可以确认,这个世界是值得一过的——起码,文学最终没有抛下他。

很长一段时日混在剧组,没有什么新作品能证明还是个青年作家,“但是就死乞白赖地留在这儿了”,留在青年作家的角色之中。李修文说自己像间谍,看起来都不在战场,一生中最大的功课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新任务,等待文学想起他。

就像列夫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多么伟大的青年作家,也不过是在书写个人的片面。”比起找到文学,我更愿意说,写《山河袈裟》,李修文找到了迷失于文学的自我——重新热爱这个世界,重新具备了体察这个世界种种幽微之处的能力。

过去,李修文不认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写作,一直做影视也行。现在他越来越感受到,写作就是在山河里洗心,就是在神像前痛哭,“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的宗教。”

当一个青年作家怀着信仰般的虔诚进行自我救赎式的书写,情感上的激烈与炙热化在笔端,很容易被解读为主观上进行了语言的美化和炫技,这并不是刻意为之。如同一盆烧得正旺的火,热度是最直接的力量,之后,会有火冷,火熄,火星子慢慢飞,直至归于沉寂。

《山河袈裟》出版后大半年,林东林收到李修文的信息,大意是对自己写作的警惕,警惕陷入一种既定的美学趣味,甚至美文式写作。

写下那些篇章,李修文近似于服药,镇痛,也有麻痹的风险。他要开始真正的功课——反思、自省,避免形成下意识的审美惯性,甚至写作惰性——“当年《滴泪痣》卖得好,我就写了《捆绑上天堂》,现在《山河袈裟》不错,我再写个复制品吗?”

“你是一个力求突破的人吗?” 我问。

“我容易厌倦,不希望每次重复做一样的事,你得心应手,没有挑战和改变,好像永远这样子就可以,就很好。”

年轻时,李修文吃过这样的苦头,结果就是一蹶不振。《山河袈裟》之后,他蓬勃着强烈的写作欲望,却故意冷了自己很久,重读杜甫,读陶渊明,读古诗十九首,体味日常生活的正大和浩然之气。

诚然,《山河袈裟》不是一个青年作家纯粹审美观念的产物,也是生活最终呈现的结果。如果将它看作寒路上的一堆火,“你以为那是一堆火,扑尽之后可能也并没什么用”——转变,从《致江东父老》开始。

苦水菩萨

2019年9月,李修文第二本散文集《致江东父老》出版。10月,青年作家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两人相识二十多年,李修文眼中,李洱是兄长级的“老人”了。李修文的书,李洱读得很认真。

李洱认为,李修文呈现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探索方向——重建中国的抒情传统。

“如今写作者,很大程度上与传统对接的道路消失掉了。修文通过山河,通过江东父老,与历史建立了一个通道,我们看到了古典美学在传统中的复活,看到了苍茫的民间精神的续接。”

文学作品中,小说通常最受瞩目,散文并不容易受。在文学批评家张莉看来,李修文的散文道尽人间气象,“我读到了散文应有的温度、高度和深度。”

当下散文,大多聚焦于“我”,“我”很痛苦,很欢乐,“我” 失恋了,辞职了……在这样的写作里,每人都强调自我,但依旧是面目含混的的 “我”,难有共情。

回观《山河袈裟》里的“我”,李修文意识到,那个“我”也并不够敞开,是急切的,焦虑的,带有释放感的,他对充满强制性的“我”开始产生怀疑。

张莉发现,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的视角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我”在看油菜花、白杨树、戈壁滩,看行路人,他们也在看“我”,人与物在青年作家眼中,超脱抒情的存在,形成相互观照的平等对视。

当李修文平息了汹涌的情感波动,将自己从重归文学的巨大狂喜中抽离出来,你能察觉,《致江东父老》的书写温度明显降了下来,有更多孤寒,更多人性的复杂。与《山河袈裟》贴近自我、在乎自我与天地人之间的碰撞相比,李修文开始贴近他者,正视他者的疑难和困顿。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何其广袤,会彼此眺望,也会无药可救,有时你伸出手,有时你缩回来。”这次,李修文主动贴近要写的人或事,而不是把他们拉回来,“拉回我的怀抱中,或者拉回到……”

“拉回到你当时的精神状态。”

“是的。” 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用大量白描手法还原一个个人物,“他应该是他,不应该仅仅是我的一部分,他还有一个完整独立的他。”

《致江东父老》的很多情节,是和《山河袈裟》同时期发生的,李修文后来却愈发难以下笔。用一种强烈的自我,已经没办法匹配他的描写对象,“对我的描写对象来说是一种矮化。”他需要退场,需要重新厘清自己的写作道路,更清白地亲近他们。

由此,李修文在审慎中变得平和。平和,才能冷静与通透,才能明白人间真相,人之为人的真相,不仅仅只有“绝不应该向此时此地投降” —— 投降与否,结果可能都一样,还是要面临失败。他更明白,人生就像赶夜路时远远看着一盏灯,有时是电光火石,有时是心如死灰。追赶光亮,不意味着就能获得光亮。

《致江东父老》于李修文很重要,他觉得比《山河袈裟》写得要好,“没有那么多花团锦簇的东西。” 李修文有意识干掉某种才子气、古典气、自恋气。

“我猜这两本散文集之间应该有一些心态变化。”

想了想,李修文回答,“《山河袈裟》叫心,《致江东父老》叫心结。” 又补了一句,“打结的结,不是劫难的劫。”

当难题出现在你生命中,你最终要面对它。李修文以为可以越过去,后期写写小说,就当它不存在了,后来发现做不到。

“我们总有偷懒的办法,把那些阴暗正面化、积极化,最后得出一个答案。”

为了写剧本,李修文在精神病院住过三个月,很多医生护士比病人更疯狂。安定类的药物,护士偷偷拿回去吃,医生给自己做电击,仅仅因为长期以来的疑问和渴望。

“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获救,情同此心都很难。这是人之为人必然承受的结果和代价。”

这一次,李修文试图提出,如果人生不值得一过,又将如何。他没能给出答案,因为根本就没有答案。

“无论你多聪明,多厉害,总有抵达不了的地方。每人有他自己的维度,都在奔向目的地,不要觉得谁可以提供标准答案。中国四大名著也只是提示了我们的存在,叫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叫树倒猢狲散。”

《潇湘晨报》创办人、出版人龚曙光读过其中一篇《万里江山如是》后,给李修文发信息,说他的文字是滚木礌石,山呼海啸,是莫名其妙,乌龟王八。

“修文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每个人都有所追求,但未必能改变生活所迫,改变了之后,也未必能摆脱苦难。他试图从多个角度阐释生命本身的强度,本身的苦难。”

但龚曙光觉得,他都没有阐释清楚。

“人生本身就是苦难,不需要阐释,也阐释不清。如果哪天他讲清了,就没法写了,没有情感了。”

对于一切发生,李修文的态度是,人生没有绝对的好,为什么要对真相绝望呢,接着往下走就是了。对不想再走的人,也没必要逼着他站起来,好像前方一片光明。

在李修文看来,爱的对立面不是恨,是无能,而生的对立面,是厌倦。

《致江东父老》每一篇开始,都配有一幅插图,留白页面上,焦墨一般的人的轮廓,没有明确线条,也看不出具体在做什么,像从雾中拎出来的影子,但你知道,他们在人间赶路。

年逾七旬的插画家蔡皋读李修文,像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暴风雪,沉到生活的底层,她决定,必须为这些文字画点什么。“我在他的书中找到了一些东西,很深的,凌厉的,沧桑的,像碑一样朴素。”平时,这些蔡皋碰都不敢碰,一碰就招架不住,这一次,她非碰不可了。

以艺术角度看,蔡皋觉得,李修文笔下的江东父老没有那么清晰可辨的面目,他写人,就是写石头,写榆木疙瘩,写苦楝树。这边和那边,此刻和彼刻,当下和历史,在穿梭往返中一次次出走,奔突。跟随李修文,蔡皋的画笔也在奔突,枯笔挥洒出一块块墨坨坨。

“看到蔡老师的画,就知道是我想要的,朴拙,坚实,有强烈的生活感。” 李修文说。

在今天,写作于李修文,首先是认亲,然后是报恩——既然没有能力开出药方,也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微薄之力告诉他的同路人,就这么活着吧,已经足够令人尊敬。

《诗来见我》 2021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与我周旋

踏足过许多地方,李修文最理想的一天,是在敦煌度过。不写作,不在自我奋斗的名义下展开自我阉割,白天看黄沙扑面,黄昏看黑云压城,夜晚再酒酣耳热。

2021年4月,李修文新书《诗来见我》在北京举行分享会,他刚从敦煌回来。近20年来,李修文每隔一段时间发现“骨头变软”就要去西北。叶舟有一张照片,多年前两人结伴横穿河西走廊,一同经历生死,照片上李修文圆脸,有些婴儿肥,带着一副学生眼镜,稚气未脱。

写不出东西抓狂,又找不到解决办法,彼时李修文在甘肃青海一带漫游了一个多月,踏过西北河山,李修文吸收了辽阔雄浑的旷野气息,那里拯救了他,也拯救了他的写作。

“和叶舟同行这么多年,他反复歌颂的那个天地,带给我生命中最重大的机缘。”李修文常想起牧羊人,荒寒至极的戈壁滩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绕羊三匝,牧羊人有枝可依,他开口唱歌,戈壁、群山、羔羊都是他的听众。

有一年,李修文和叶舟看北魏石窟,蒙蒙春雨浇洒着窟外的麦田,窟内的大佛像真理一般高耸沉默,巨大的雾气使眼前的一切混沌不清,这时,一阵丧乐和接连的哭声清晰地穿透雾气,来到李修文耳边——好像是一场神的教诲,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耳边正是自己的山河人间,值得为之书写的山河人间。

李修文认为,受先锋派文学影响,中国青年作家太喜欢谈想象力了。“说句夸张的,大家伙应该重新下田,我们当下是不是可以拿自身作为连接,让传统和某种现代性在你身上发生效果呢?”

为此,李修文一直想写一部中国传统美学之书,陪伴他度过童年的戏曲,小时候父亲常念来聊以安慰的古诗词,一股脑地涌了出来。他不是卫道士,对传统的靡顿作痛心疾首状。“所有事物都要经过时代冲击和检验,都有它的命运,如果衰亡无可避免,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记住它们。” 无关责任,这是李修文非做不可的功课。

张执浩看来,李修文本质上是个诗人,对诗歌有着非凡的理解力和鉴赏力。他曾试探性地问李修文:你写诗吧?李修文笑而不答,后来又承认真的写诗。“他答应给我看的,但终究没有拿出来。”。

李修文研读各类古书,着手下笔并不容易。2020年,因新冠疫情李修文留在武汉家中,食物供给不多,他和一个朋友相约去湖边钓鱼,一天下来一无所获,二人灰头土脸回家,要离开时,朋友的小儿子从阳台上扔下两捆青菜,李修文立时想起杜甫的诗句“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

年轻时李修文爱李白,40一过,越发爱杜甫了。他爱杜甫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叙事能力,简朴、专注,琐碎又饱含深情,既是写作本身,又是写作的结果。这也是李修文渴望抵达的真正的文学世界。

《诗来见我》的大部分文章,写就于疫情严重时期。这一次,李修文以美学和信仰为根基,从诗词出发的个人坐标依旧指向生活,指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当代》主编孔令燕清楚地记得,2020年1月25日,李修文发来第一篇《枕杜记》。孔令燕曾和李修文约稿,那时他还不确定写什么,直到疫情,“他的创作速度很快,隔几天就写好一篇。” 陆续收到几篇后,孔令燕决定在《当代》为李修文开设专栏。

疫情期间,因为武汉封城,每个人都在无法逃离的困境中生活。静下来感知观察,回省来路,古代诗句日益具象地出现李修文在眼前。和亲人分隔两地,惦念担忧中写下《致母亲》,看到楼下初生的花蕾因消毒而枯萎,写下《拟葬花词》,每晚开视频和朋友们喝酒,听着大家三言两语,写下《酒悲突起总无名》。

“我们好像还行走在那些诗歌所诞生的关口,行走在某些要害或契机当中。” 李修文说。

评论家何平在《诗来见我》中读出了生机勃勃的人间江湖:“当下的生存境遇、当下的个人命运与古典诗句一一契合,那些文字又亮了,获得新的阐释,这是文本的价值。”

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疫情期间压力不小,涉及文学创作,相互砥砺的真诚关怀与难为外人道也的况味交织。这期间,诗词一直陪伴着李修文。

“真的,人生几乎各个时刻,都有几句诗词能容纳得下,提醒我们不要乖张,不要脱离生命个体的根本界限和处境。”这本书里,每一个李修文都成了古人,与彼时的自我赤心相见。

《诗来见我》开本小巧,有设计的小心思,孔令燕希望它便于携带,路途中拿起来就能读。“漂泊是很多人的常态,各种遭遇,各种困惑,大家需要这样一本书。”

最初,孔令燕没急着提出版的事儿,“修文很火,我怕别的社早就盯上了。而且,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的经营性青年作家,他的内心有股率真,一切顺其自然就好。”最终,《诗来见我》集结成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孔令燕任责编,“不只合作关系,你会觉得和他成为朋友也很幸运。”

如果说两部散文集让李修文认识并坦然接受生之为人的困顿与苦厄,经过如此多的缠斗折磨,每每诗句破空而出,印证每个命运关口之际,李修文都能在其中观照并安顿自身,他一下子体味了所谓 “文章千古事” 的要义。

“无论疫情,还是安史之乱,无论封城,还是玄武门之变,过去不新鲜,将来也还会继续,无非化作不同面貌来到我们身边。要学会与灾难相处,与他人相处,与自己相处”。

去年,音乐人李宗盛对李修文说,要是世界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他决定兀自生活不再与它周旋。变化至今仍在继续,整整一年,李宗盛一个字也没写,他还在打量那些经过冲撞淘洗后裸露出的人心世相。

“其实当时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修文如何面对。”李宗盛说,“而今看到他的文字,我总算得到了答案。”

李修文常想,文字无法实在地帮助谁,多一个人写作,究竟有何意义。写《诗来见我》,他开始理解,通过自己的写作,召唤可能的读者靠近诗歌诞生的幽微时刻,也许会在未来成为我们对抗苦难的一种途径。

“除了美学指向,你要相信,那些诗歌本身是复杂的,足以匹配得上我们生命的复杂。” 李修文说。

此刻,诗词对李修文而言,如同一面盾。在自我平息、自我说服、自我完成后,李修文最终来到这个境地,实现自我和解——“有时候我想,大概一个更好的人,是我不完美,但我既原谅自己,也原谅他人,也原谅世界。”

在人间赶路

李修文曾一度承认,自己很可能终生写不出东西了,也做过这样的准备。四月份,评论家杨庆祥因为《诗来见我》重读《山河袈裟》,从书架上抽下,随手打开,居然是《失败之诗》,开篇就是黄仲则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原来《诗来见我》早就埋伏在《山河袈裟》之中,后一个李修文也早就埋伏在前一个李修文的身上。

二十几岁的李修文,一定不会理解现在的李修文,写出人民、故土、情义、山河那么多大词…… 他视自己是写小词的青年作家,也反思过是否对大词产生了写作惯性。

“慢慢我觉得,那些词汇不是空穴来风,它们作为一砖一瓦来到我的生命里,我用自身来验证。” 李修文笃信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那句话:改变你的语言,首先改变你的生活。

以前李修文一直觉得,足不出户能成为青年作家,直到遭际让他改头换面,对今天如何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多了些新的理解,他越来越倾向于不再了解自己,越来越倾向于重回孩子的视角——不断好奇,不断成长,对世界喜悦一点,对自己冷漠一点,好好看看最后会长成什么样的人。

一个青年作家如何活着,如何捍卫好匹配写作的生活方式,是一项艰险的功课。有的人写一本书要读一百本书,有的人可以一本都不读。诚实地谋生是李修文进入写作的途径。

“一个人忙忙碌碌几十年,一个人躺在床上几十年,前者就比后者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更加深刻吗?”李修文反问。每个人最终都会向他命运的纵深处走去,没有统一标准或药方。

人生有浩大场域,李修文向往张岱或李煜这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文人,想写戏时写戏,想写文时写文,想造园时造园,更别说司马迁、苏东坡、王安石,一个人就能成一派气象。“中国文人向来是主动生活,先谋生,才能写出真正的文章。”

漫长的中年,终将使我们在青春时遥想的一切水落石出,正如登上泰山之巅的杜甫,不会想到若干年后,遥远的湖南江水中有一叶小舟在等着他,终了此生。也如李清照,年轻时写“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写过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在她年长孀居的一首词里,写的是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每每读到此,李修文都很感慨,一个年老的李清照遥望年轻的李清照,一个少年的李清照凝望暮年的李清照,经过漫长岁月,自我磨洗之后,而今谁也不想再说服谁,谁也不想再顺从谁。

年少时,李修文希望自己有很多读者,像演戏,彼此呼应才过瘾。现在,他懒得讨好别人,有没有读者,都得写下去,无非是求得一份对自己的诚实。

《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之后,很多出版社邀约李修文第三部散文版权,然而他的写作又停滞了

“我身边的实在导致我盲目写下去,会变成我的虚假。”

《诗来见我》中李修文写了这么一个人,唐代文学家罗隐。在刀光剑影的社会时局下一次次科举,一次次失败。他的好诗,多写于人到中年,历经生活磨难与自我对抗之际。后来,罗隐被吴越国王钱镠收留,自得于悠然的生活,诗句寻章摘句,了无生趣。那个又轴又认真的人被他自己杀死了。

在叶舟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路还那么长,中间会有多少小迷糊小迷茫呀,错了才知道什么是对,没关系的,对修文更不是问题。”

人间泥沙俱下,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于李修文来说没有太大差别。影视编剧也好,作协主席也好,奔波劳碌也好,淡泊平易也好,接受命运,然后一切交由写作去抗辩,去碰撞。

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混沌日子,都是真切而珍贵的生存经验。“我没觉得荒唐,也没有廉价的感恩,就是一段经历。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

李修文不想把它看成所谓成功学的必经之路,好像每个人都得走这一遭才能成。

“听起来确实很像峰回路转的个人奋斗史。” 我说。

“其实我一直都是顺着来的,到哪个地步就去干什么。”他不渴望做生活的强者,“挺无聊的。”

然而,无论做什么,李修文都会坚持自己心中的艺术标准。

“有一点大家说得对,我进影视业,就想挣钱来了,赶紧挣钱好回去写小说。”

事实上,这么久以来,李修文也一直在写小说,写了废,废了写,反复琢磨。叶舟告诉我一个小秘密,关于李修文现在的写作,并且叮嘱我不要问。看来,曾把他拉入黑暗的,他早已开始悄悄面对了。

“有信心吗?” 我有些小心翼翼。

“真正有自信的话,我会把信心交给时间。”

“仅此而已?”

“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活着,永远不丧失生活的切肤之痛。山河草木不会管你姓甚名谁,也不会管你文坛内外,对吧?”

小时候,李修文有一个装满书的枕头,父亲爱看书,把订的《小说月报》、买的文学书籍都塞进枕头里,让李修文枕着睡,为了骨骼生长。初中时,因为领作文奖,李修文第一次走出湖北,登上火车,穿过黄河,途经华北平原,驶过松嫩平原,黑漆漆的夜里,少年飞驰在旷野当中,一个从没想象过的疆域,在他面前展开了。(文/周茉)

 

(注:文中小标题均为李修文散文作品名称。部分资料参考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