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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别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向天空
来源:《芒种》 | 杨晓升 陈仓 李清川  2021年09月18日07:34

杨晓升读的是师范大学的生物专业,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编辑家兼作家的道路,而且走向了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他认为这并非走了弯路,而是曲径通幽。对于自己的双重身份,他的自我总结是,编辑职业打9分,业余写作打7分,至于哪一种身份会被文学史所记录,他有些谦虚而理性地表示:“那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甚至对所有作家来说都一样,因为文学史是要经由漫长时间的淘洗和历代读者的检验之后才写就的,让我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简直就像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向天空一样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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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范和学生物,对我来说完全是阴差阳错,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曲径通幽”。

主持人:杨老师好。您既是作家,又是一名编辑家,请问您年轻时的理想是什么?您从事与文学有关的事业,有难忘得让您经常回忆的故事吗?

杨晓升:一个人兴趣的形成与培养,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语文教师,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影响让我从小就对语文感兴趣。但是父母任教的学校在农村,文化和书籍匮乏,并没有真正的文学书籍可供阅读,至多是父母在家时悄悄教我背诵数量有限的几首唐诗,即便如此我的语文成绩却一直很好,作文时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宣读。后来上了初中,假期里偶然读到《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小说中精彩的故事、人物和氛围深深感染了我,我一下子对文学着了迷,可惜找不到更多更像样的文学书籍。不过,真正激发我对写作的兴趣的是我当知青的表哥在县里的内部文学刊物《北山文艺》发表了作品,这让我暗暗下了决心,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动笔写作。但真正开始动笔练习写作,是在上大学之后。

主持人:您是广东揭阳人,您在故乡生活了多久?如今您和那边还有联系吗?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无论身份是什么,肯定会成为您一生都抛弃不了的文化血脉,您对那块土地的继承是什么?您在为人为文方面都受到了哪些影响?

杨晓升:我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故乡度过的。揭阳属于潮汕地区(以讲潮汕话为标志和划分),潮汕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与东南海毗邻,风光秀丽,气候温暖湿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潮汕文化塑造了传统潮汕人的性格:勤劳、上进、智慧、正直、善良、心灵手巧,重亲情乡情,崇尚文化尤其是耕读传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正直善良、勤劳上进、重亲情和家庭方面,在我的血脉和性格中比较明显。也正是这些品格进而培养了我对工作和事业的责任心和家国情怀,这种品质无论是在我主编的杂志还是我个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流露。如今,我与这片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故乡有我的姐姐、弟弟,以及众多的亲戚和朋友。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您是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而且学的是生物专业,也算是改行了。“师范”“生物”,这两个概念有着非常强烈的磁性,这对您从事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杨晓升:上师范和学生物,对我来说完全是阴差阳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误会。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上中学,我的成绩都算比较优秀,文理科也很均衡,语文成绩好,数理化成绩也不错。我参加高考是1980年前后,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提到“从文”无论老师还是家人都还后怕,与此同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了家喻户晓的择业口号,而我的数理化成绩还不错,家长和学校老师都不主张我学文。于是我稀里糊涂地报考了理科,考出的成绩却不好不坏,虽然分数上了一本重点线,却未被我报志愿的学校录取,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容许我再复读一年,我只好服从分配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生物专业。回过头看,上师范是免学费和食宿费的,这减轻了我家里的负担,而且综合性的师范大学校园文化对我能力、视野、兴趣和未来个人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沃土。在学习专业课之余,我在图书馆自由徜徉,广泛涉猎,在课余阅读中文学兴趣和写作训练得以强化与发展,终因参加学校文学社团并在大学文学杂志发表过一些习作,毕业时被提前选调、分配至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和记者。生物专业的学习于我的事业发展来说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曲径通幽”,歪打正着。假若当初我非学生物而学中文,哪怕是上北大中文系,我都不一定能分配到北京,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何况生物学专业的学习,让我从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体悟,认识我们身处的大千世界和生灵万物,这对我的思维方式、方法和看待事物的态度,毫无疑问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主持人:您去《北京文学》之前在《中国青年》工作,可以说我们都属于青年系统,这是一个需要朝气活力和创新意识的行业。那时候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您为什么偏偏做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的时候,由北京青年工人潘晓写的一封“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信,正好在全国引发了一场人生大讨论,使杂志发行量高居全国期刊之首,达到期发数400余万份。作为引领全国青年思潮和时尚的刊物,那时候《中国青年》编辑部人才济济,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充满团结协作、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背景下加入《中国青年》编辑团队的,而且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是我视野、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锻炼和全面提升的时期,我先后受组织派遣参加首届中央讲师团,赴山西雁北教育学院支教一年,返京后担任过编辑、记者、文化版和社会版主编,采访了大量的年轻人和新鲜的事,更多的是关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阵痛和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普通民众的不同命运。之所以要离开《中国青年》到《北京文学》,主要还是内心深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