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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隄先生琐忆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郑铁生  2021年09月21日09:06
关键词:金隄

金隄赠送作者郑铁生的照片贺年卡

金隄先生以翻译世界名著《尤利西斯》而闻名于世,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13周年。

1989年金先生去了美国,专事翻译20世纪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勤奋8年,方才告成。此后又翻译了《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传》。从出国到晚年叶落归根,在国外整整度过了20年的翻译生涯。金先生原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文革”下放农村,平反后来到天津外院。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知识分子,一心搞教学和翻译,不旁及杂务,连参加天津市政协会议,都委托其他老师替代。他的学术成果超群出众,平时为人处事清高,显得落落寡合。

1995年7月底,金先生翻译的《尤利西斯》出版,引起出版界、学术界的轰动。早在1923年诗人徐志摩在英国读到《尤利西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著文,以诗人热情奔放的语言赞美《尤利西斯》“真是大手笔”! 可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并没有人敢于翻译这部“奇书”。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激发下,《世界文学》编辑部邀请金先生翻译《尤利西斯》,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尤利西斯》选本。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隄全译本《尤利西斯》上卷。第二年出版了下卷。至此,金先生前前后后为之奋斗了16年,最终圆了他为中国读者贡献这部名著的梦。于是他应邀回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学校人事处处长李砚池通知我去北京机场接金隄先生,我纳闷英语学院那么多教授,干吗让我去。人事处小吴朝我挤了挤眉眼,凑到跟前说:“岁数大的去,还得派一个跟包的,你是教授,又年轻,提箱子的都有了。”我们大笑。说心里话,我也很想见见这位金先生。在首都机场我初见金先生,他是一位纯正的老学者。一头银发,面部白净,尤其那宽宽的额头,显得很睿智。说话语调不高,话语不多,让人感到挺谦和平易。回国后,金先生心情很愉悦,在津数日,天塔湖、文化街、食品街都留下金先生和夫人的足迹,也被摄入一张张彩照带到大西洋的彼岸。金先生还为外院做了一次学术报告。会前,我看对面英语学院的几位教授都站在那里,等待进场,我对金先生说:“您不过去跟他们说说话。”金先生很平静地说:“他们都是打旗的。”我心想京剧里开场,先是一阵锣鼓,接着一队打旗的绕场一周,再分立两旁,烘托主角上场。“打旗的”就是耍龙套。金先生一向不喜欢那些不做学问的教授,也不愿逢场客套。

不久,金先生要回美国,我送他到首都机场。时间还早,金先生突然提出,在美国就想回国修修脚,让我领他去。这下我可懵住了,想了好久,记忆中虎坊桥这一带是老北京居民区,可能还有修脚的。改革开放以来,到处是临街的商铺,打听来打听去,才穿过商铺找到了虎坊桥浴池,幸好这里还有修脚的。别看修脚这活儿,也许有人认为它俗得掉渣,很不起眼,可它有一层文化的意味,是地地道道的老传统,承袭了民俗文化的基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一个甲子多岁月的金先生,尽管近年在美国,可他身上永远抹不掉中国的乡土风情、习惯、嗜好烙下的印痕。

我提着金先生沉甸甸的皮箱走进机场大厅,金先生似乎看出我很吃力,对我说:“半箱子都是给美国朋友买的小礼品,天津的‘泥人张’。”我笑着对金先生说:“您把《尤利西斯》带给中国,‘泥人张’带回美国,中西交流啊!”金先生回到美国,9月26日还来信,表达谢意。人的记忆真奇怪,和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金隄先生回国之所以受到国内新闻界的关注,《中华读书报》《中国贸易报》等记者采访了金先生,是因为《尤利西斯》被称为“天书”,不仅难读难懂,而且评价天壤之别。贬之者,连大学者朱光潜、杨周翰、李赋宁等人上世纪50年代就一致认为,乔伊斯“把好端端的英语弄得一塌糊涂”。褒之者,如萧伯纳说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美国青年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对乔伊斯佩服得五体投地。荣格说:“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这样一部“天书”,一下子在中国出现两部译著,顿时引发读书与出版界的激烈争论,但关注的不仅是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还有对两个译本高低的评价。中国社科院一些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高校学者们倾向金先生的翻译,而出版界则认为著名青年作家萧乾和夫人文洁若翻译的更通俗,易于读者阅读。新闻界对萧乾夫妇译本报道的热度在1994年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相比之下,对金译本则言之寥寥。这期间域外7个国家的12家新闻机构也发了消息,但都未言及人民文学社出版的金隄译本。

金先生深感出国年久,人脉渐稀,他给国内几家杂志寄去文章,有如泥牛入海。他很想把自己的翻译观点向外讲讲,多次向我倾吐了这种想法。当时我主持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开辟专栏,接连发表金先生7篇文章,如《一部二十世纪的史诗——〈尤利西斯〉译者前言》《乔伊斯的人物创造艺术》《〈尤利西斯〉原著意味何在?》等。也许这个缘由,1990年代中后期金隄多次回国,我们之间越来越有话说,他跟我聊他的经历、谈科研,给我最深的是对翻译理论的建树。中国翻译家大多重视翻译实践,少谈理论。而搞翻译理论的专家又少翻译实践。金先生则不然,他在翻译实践摘取桂冠中逐步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最早是上世纪80年代他做联合国文件译文审改时,曾在《联合国文件翻译工作简报》上登载《谈翻译的准确性》一文,初露他的翻译观。1984年他和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合著《论翻译》,在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虽然金先生受奈达很深的影响,但他并不完全同意奈达的观点。1987年他出版《论等效翻译》,对严复提出的翻译的标准“信、达、雅”批判地接受,提出“信、达、神韵”,也就是追求等效翻译。当然等效所追求的东西是相对的,即在可以达到的效果中的最接近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相等,否则就成了死译。他以翻译《尤利西斯》的例证向我说明,随手举了一个小例子,写了两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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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尤利西斯》第八章中一个小细节,写的是‘绿房子’,也就是厕所。这里到处都张贴着专治性病的江湖医生的招贴。管理者于是写了一条禁止的标语:‘不准招贴’。这形同虚设,甚至有人还把其中的字抹掉两画。可英语字母抹掉两画后,不像汉语这样直观。如果直译,就成了另外的含义‘邮寄110个药丸’。显然这不是原著的意思。我按照等效翻译的原理译为‘不住招贴’,这样既符合原意,又保留了讽刺的意味。”这只不过是80万字巨著中寥寥一笔,但却体现出金先生翻译观点。

有一次《天津日报》记者周凡恺对金隄先生学术活动做了专题报道。金先生看了8月3号的天津日报这则消息很高兴,但对其中的字句却认真得锱铢必较。报道中有一段话:“金隄教授提倡直译,并且在翻译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意译是对原著的不忠实,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流畅与否是由原著决定的,而不能由译者决定,原著是什么样子就该译成什么样子。”金先生认为这样表述不够准确,连夜写了一封信,题目是《我不反对意译,但不提倡直译》,他说:他嘱托我把这封信给《天津日报》,予以纠正。说实在的,离开学术圈,没人为某个词语计较。这件事虽小,可给我的印象却很深。金先生的性格执着到了几近倔强,做事一丝不苟。正是他的这种认真,这种执着,支持他8年焚膏继晷,完成了这部国内许多著名翻译家都不敢问津的“奇书”。

有位资深学者曾感慨道:“《尤》的译者既要有文学创作的能力,又需具备经院学者的素质。”金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著名青年作家沈从文的学生,1947-1949年跟着沈从文一块儿编辑《经世日报》《平明日报》《广西日报》的副刊。期间开始发表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翻译外国小说。还把沈从文的小说《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边城》等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金先生叹惋地说,可惜“文革”中他把和沈从文先生的通信都遗失了。我后来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果然看到金隄的名字,那时他20多岁,风华正茂。进入2000年,金先生虽年事已高,依旧心无旁骛,笔耕不辍,与他的学生李汉林、王振平完成了90多万字的《乔伊斯传》。

金先生70多岁的人身板儿很硬朗。我问:“金先生,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呢?”他说:“在美国,一是人际关系简单;二是空气好;三是粮食和蔬菜没有污染。”回答得挺干脆。说“人际关系简单”,我好理解。因为国内高校人际关系确实挺复杂。说“空气好”“粮食和蔬菜没有污染”,90年代的我却不以为然,心想,金先生在美国待久了,连美国的月亮也觉得比中国圆。刚刚从温饱线走过来的大部分人,能吃上白面大米,衣食无忧,就觉得很满足。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国内环境问题愈益严重,遇上沙尘暴,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铺上一层黄沙。雾霾天,就像天上扣上一个灰蒙蒙的盖子,人们大呼空气质量差,影响人的健康。随之而来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粮食蔬菜残留农药害人的事屡屡曝光,令人咋舌,一系列的粮食、蔬菜问题都摆在政府和民众面前,成为热门话题。现在回想起来,才体会到金先生是“吃咸盐多的人”。直到我们要奔小康了,才懂得生活环保质量对生命的意义。

金先生是保健意识很强的人。有一次我看到研究生部主任,风尘仆仆从外面回来,一问才知道,金先生每顿饭吃到最后,还要吃一小把麸子。麸子这东西,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不够吃,才羼在粮食中。可现在买点麸子,她们跑遍天津市也没完成任务,到面粉厂和人家厂长说明情况,才要了一些。这件事过去好多年,我在香港的超市货架子上看到“食用麦麸”,才明白原来麸子已作为粗粮,用到饮食当中,做面包,煮麦片,膳食纤维丰富,对健康有好处,是一种保健食品。

金先生是很有情趣的老先生,有一年当我打开书信,突然一张贺年卡跃入眼帘。这是金先生自己用照片制作的特殊的贺年卡,我一直珍藏着。贺卡左侧是一张彩照,瑞士莱茵河畔,金先生白衬衫外套着花格背心,夫人一袭大花的红黑相间连衣裙,老夫妻相亲相爱地坐在船上,笑得很惬意、幸福。右侧是空白,金先生的笔迹:

今夏瑞士莱茵古渡留影聊贺铁生新禧!金隄 朱玉若

1996年12月

每每我看照片,金先生都是那样地微笑着,平静、淡定、慈祥。2009年11月6日金先生在天津逝世,享年87岁。他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