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畀愚:所有的江河都会流向大海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21年09月21日09:12
关键词:畀愚

《江河东流》,畀愚著,青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但有时候并不是个人努力了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那个变化着的环境在裹挟着你往前走。这也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

电视连续剧《叛逆者》火了,原著作者畀愚似乎才被读者认识。其实,畀愚已经扎 扎实实写了二十年。他称自己是一个“晚熟的写作者”,非常低产,尤其涉及到历史,方方面面的资料得查阅,所以写起来很慢。

继《叛逆者》之后,畀愚推出又一部历史题材新作《江河东流》。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切入历史、参与历史,纵观了整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将一段近百年的历史重新构造,塑造了两代军阀和诸多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以高密度的故事情节,暗示了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个人命运的渺小和顽强,在作者冷静而富有文学魅力的讲述中,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畀愚没有拘泥于历史记录和考古的材料,而是巧妙地调动组合各种素材,借助想象力,使故事虚实相生。在《江河东流》还没完成的时候,畀愚就意识到了,它已经不是自己一开始设想的那个小说。“在我心里,这条河应该流得更长一点,更加的澎湃与激荡一点,但写作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它也是一种生长,从无到有,渐渐枝繁叶茂,但那个过程也是在不断地被改造与改变的,哪怕一阵风都有可能。好在每个小说都会有一个结局,这是不会变的。”

中华读书报:以孙宝琨为第一人称叙述,这一视角在《江河东流》的写作中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吗?小说叙事节奏不慢,开篇第8页,孙宝琨的身上就背负了两条人命:古老师和弟弟宝琨。

畀愚:一般在着手创作一个小说前,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叙述的语气与叙事的角度。它们最终会决定这个小说的气质与方向,但也不尽然。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改变,反复地修正的过程。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通常都会碰到的,就像我要从浙江去到北京,是有很多条途径可以到达的,但仅仅到达并不是写作的目的。当你选定其中一条途径开始前行后,又会不断地产生猜测与疑虑,如果我不走这一条、不用这种方式呢? 这种彷徨、怀疑与不能确定其实一直是伴随着整个的写作过程,至少我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江河东流》的写作中,以孙宝琨作为整个小说的叙述者是有一定风险的——他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这个人物本身的荒诞、任性,他的无知与偏见,事实上都会成为写作中的障碍,但我同时又认为,这种障碍也是更能接近于文学的。因为,小说要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是期间的那些人物与命运。在我看来,孙宝琨是个类似于唐·吉诃德似的人物,以前的一些创作中也塑造过这样的人物。他们可能是会被现实世界遮蔽与摒弃的一类,但我相信他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从未断绝。世界有多荒诞,我们就有多真实。

我喜欢快节奏的叙事,这可能源于自己的个性与平时的阅读习惯,特别不喜欢那种冗长的描写,没有耐心看,所以一直以来也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尽量去规避的,因此也有人会说我的某些小说写得就像梗概,常常会把一个长篇容量的小说写成了中篇,把中篇写成了短篇,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写作者都各有追求,有时哪怕稍稍一点点的不一样,都是我们求而不得的。莫奈在画完那幅《日出》时,大家也都认为这是草稿。我想,慢慢都会习惯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最后宝琨养育傻丫头文华,其实是某种救赎。很多名著中都有“傻子”,您认为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承担了怎样特殊的使命?

畀愚:这种救赎更是一种相依为命似的存在,也可看作是某种延续。他们两个都是被遗弃的人,有很多共同点,但又截然不同。孙宝琨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畸形产物,文华也是。只不过,孙宝琨是因为他的身世与际遇,是后天自我形成的,而文华就简单得多,也悲惨得多,完全是生理上的,是一段兄妹畸恋的产物。在世俗眼里,他们两个都是怪胎,而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 只不过,他们彼此眼里的世界,又是两个迥异的世界。文华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物,就是因为她眼里的世界从未受过污染,但那种光明与奔放也只存在于她的眼里与心里。可是,命运最终将这样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会让一切都变得可能。

中华读书报:生于军阀之家的孙宝琨,在革命与战争中被改造,长大后成为最像父亲的新军阀。这个小说人物是成长的,如果说前面的宝琨令人厌恶的话,后面的宝琨逐渐被接受了。在您的创作中,如何面对“我”的变化? 小说开篇是“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但最后孙宝琨最终留在了在学校里。这个反转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尽管故事的推进似乎是必然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设置人物的命运,还是您被人物牵着走到这一步?

畀愚:变化是必然的。我们常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但有时候并不是个人努力了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那个变化着的环境在裹挟着你往前走。这也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在时代的洪流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个体可以力挽狂澜。大浪淘沙的同时泥沙俱下,一些旧事物被摧毁,一些新事物必然会诞生,这是潮流的力量。每条江河不管你出自何方,经历了多少的百转千回,最终都会流向大海,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

小说始于辛亥革命,那个年代里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革命,整个民国时代几乎都是在革命与被革命中完成。同时,那个时代又是皇权社会朝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两相挤压,国家分裂,军伐割据,战乱四起,社会极度的混乱,强权与武力在瞬间就可以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但他们的人心呢? 我想,可以改变人心的是教育与教化。所以,我让一名持戈者最终成了教师。这在小说里是必须要做到的,是作者对人物的一种度化。

我写作有二十年了,越到现在越发觉得这是项一言难尽的工作,也是乐趣无穷的工作。作为一名成熟的写作者,一般是不可能也不会被自己塑造的人物牵着走的,但有时候好像又身不由己,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塑造的人物带到一个从未想要去的地方,常常会像忽然从梦中惊醒那样,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好在结果不会变,不管途中经历了什么,只要坐对车,终点还会是那个终点。

中华读书报:真实的历史在作品中只是作为背景,小说重点还是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聂春华说:“没有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命运就是一只在黑暗中摆布您的手。”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中是无力也是无奈的,小说中通过《江河东流》,您想要表达什么?

畀愚:命运的无常,人生的无奈,都是我要表达的,其实我们读过的那些小说作品中基本都没脱离这十个字,人这一辈几乎也不可能脱离这十个字。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但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这其间有过怎么样的变化,所有的江河都会流向大海。

中华读书报:《叛逆者》因被改编为电视剧影响更大。对于谍战剧的创作,您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分享吗?

畀愚: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谍战者的人生,而不是谍战小说。我也一直认为他们的人生应该比谍战本身更能打动人,那种对信念的执著与坚守,那种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

成功都是偶然的,来的时候来,去的时候去,就像一阵风。我更愿意体会风吹过之后的那种安宁,但也希望下次会有观众因为一部小说去追一部剧。我想这在今天或是未来都很重要,不光对于写作者。

中华读书报: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主要是受谁的影响?

畀愚:我读过的小说作品不多,也不大刻意地去读,我更喜欢看一些跟小说不太相干的文本,像传记、笔记与史记类的。以前卫生间里一直放着两部小说《百年孤独》与《三言二拍》,翻到哪里就看上几页,翻旧了又去买了两本新的放上。现在换了住地,什么书都不放了,基本上就是在手机里看新闻,倒有了读小说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很好奇您的成长,在我眼里小说家都是天才,但我更觉得谍战剧的创作者需要更为缜密的思维和过人的智慧。您觉得呢?

畀愚:真有智慧的人基本上不大会写小说,只有孤独或者是喜欢孤独的人才从事这个行业。我很认同缜密的思维对写作与写作者的重要性,也发现了这是可以训练的,不断地写作就是不断的训练,慢慢还会发现,写作会让人对待事物的看法与想法都会发生变化。不夸张地说,写作慢慢改变的是写作者的整个人生。

中华读书报:您对自己的创作是否有明确的规划? 您希望写出怎样的作品?

畀愚:这方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那种特别有规划的写作者。我写了十年的当代题材,又写了十年的民国题材。我接着会写十年的长篇,尽量写得少一点,更慢一点,真正地尝试一下我以为的悬疑小说,当然,文学性是前提。

这是我三十年的写作规划,如果十年后今天这种情绪还在,我希望可以写一个没有历史出处的历史小说。